盐商：朝不保夕的富贵

经济观察网 图门巴雅尔/文 江南素有“钻天洞庭遍地徽”、“无徽不成镇”之说。历史上徽商以经营盐、当铺、茶、木为四大主业，其中以盐业为最。徽人自己常说：“吾乡贾者，首鱼盐，次布帛”，经商以盐为主，徽商对盐业非常重视。所谓“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镪（银子）有至百万者，其它二三十万，则中贾耳。”虽然挣了二三十万两银子，也还入不了富商大贾的行列。
徽商崛起于明代成化、弘治年间，其后历经三百余年的辉煌，也是古代商界的一个奇迹。两淮（泛指今日苏皖两省淮河南北的地方）盐场产盐最多，盐利最大，因而也就成了徽商逐利的首选之地。两淮盐商领袖，在明朝称为“盐荚祭酒”，清代称为“总商”，套用现在的说法，就是两淮盐商（徽商）联合会主席。

万历年间，祖籍徽州歙县长龄的郑之彦，以其商界地位和官场联系，最终被众盐商推为“盐荚祭酒”，散商隶属于他，盐商对朝廷的捐纳，朝廷下发给盐商的摊派，都由他承办。换言之，散商若不隶属某一总商下，就得不到销售盐机会。郑之彦作为盐荚祭酒，扮演着商人和官方之间的中介角色，是名副其实的盐商领袖，他将歙县长龄郑氏在扬州的盐商事业推向了高潮。

郑之彦两度参加乡试，均不第，后从事盐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内心深处却一直引以为憾。他将希望寄托在后代身上，对四个儿子的教育极为严格。雄厚的家赀，优越的条件，加上近乎苛刻的教育方式，终于取得了成功：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郑之彦次子郑元勋中举，天启七年其侄郑元禧又中举。

其时，郑之彦已经重病在床，听到捷音后，大喜过望，对周围的人说：“痛快啊!我三度历险……皆化险为夷，现在又听说侄儿元禧中举的好消息，真是苍天保佑我郑氏，天恩深厚，天恩深厚啊。我即便病体不可治愈，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三天后郑之彦有说有笑地去沐浴，赫然辞世。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郑元禧中进士，十六年（公元1643年），郑元勋与弟弟郑为虹同中进士，叔侄同榜，一门三进士。

显然，对郑之彦来说，比起自己的业盐致富，子侄的学业有成给了他更大的成就感。郑之彦汲汲以求 “脱贾入儒”，这是为什么呢？

简而言之，不仅郑氏，所有徽州盐商，都有一种挥之不去的“不安全感”，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唯有“脱贾入儒”才能守住家业甚至光大门楣。

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会中，徽州人外出经商常常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徽州地处皖南丘陵，山地多，耕地少，农业生产条件差。然而徽商仍然承担着巨大的政治经济风险，并背负着极为沉重的舆论压力。

政治风险而言，自秦汉以来，历代王朝皆奉“重本抑末”为国策。商鞅变法，规定“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把从事商业或因懒惰不务正业而致贫困的人及其妻子儿女收为奴隶，以此杜绝人力和物力等资源的丧失）商人的社会地位一直很低。明王朝一方面利用徽商为自己服务，另一方面则始终没有放弃对“事末利者”的歧视与压榨。

天启年间，阉党罗织“黄山大狱”，对歙县丰南吴氏盐商家族追索黄山山场银三十万两，赃银六十万两。大盐商吴养春曾向朝廷捐输过白银三十万两，其家有五人获中书衔，因赀产雄豪在此案中遭人诬告，“吴之族党亲邻无不罹其凶毒，”（吴养春的亲朋好友甚至邻居都受牵连被害）吴氏一门，钦犯八人，吴养春父子等五人皆在狱中毙命，而且“延及于淮扬、天津、祥符、德兴、仁、钱等县，”（黄山大狱牵扯的范围达到淮扬、天津等府县）以至激发民变。

就经济风险而言，盐业作为政府税收的主要来源之一，一直是众多势力觊觎的对象。盐商内部始终存在激烈竞争，郑之彦和其父郑景濂就曾遭到同行的攻讦，有时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食盐在明清两代都是由政府垄断经营的，政府关注的首先是盐税国课。明清两代政府的课税一直在增加，总商虽有权势，一旦不能如期完成国课，同样会遭到革退、罚没以至下狱的惩罚。

社会舆论，尤其是营业地的舆论，对徽商相当不利。胡适先生曾说过：“徽州商人既然垄断了食盐的贸易，所以徽州盐商一直是不讨人喜欢的，甚至是一般人憎恶的对象。《儒林外史》对盐商形象的刻画更为负面，有“盐呆子”之称，“他轿里是坐的债精，抬轿的是牛精，跟轿的是屁精，看门的是谎精，家里藏着的是妖精。”

徽商“脱贾入儒”的一个严重后果是，逐步脱离了生产经营活动。徽州盐商脱离商业经营，依赖朝廷盐政体制的保护，最终丧失了在创业初期那样开拓进取、敢冒风险的精神，甚至失去了应变的能力，成为造成自身悲剧结局的重要因素。典型的如程晋芳，沉溺于四书五经，看到宽敞明亮的书桌就开心，摊开群经，两耳不闻窗外事，盐业生意全部托付给家奴，听任其假公济私侵吞钱财，因此即便家财万贯，也如沃雪填海，债台高筑，势不能支。为了躲债，程晋芳逃到西安，求助于陕西巡抚毕沅，当时是酷暑天气，要债的呼啦啦跟在程晋芳身后呼喊鼓噪，在惊惧不已的情形下，他到陕不过一月就病死了。

徽州盐商破产后的境况是十分凄凉的。在扬州，各总商屡遭抄没，当年那些修园造林的盐商大多破产，他们雇佣的园丁向主人报告园林偶有破损之处，而主人已无财力，只能眼看着木头瓦片毁坏跌落，园丁们索性将其变卖，当作主人欠薪多月的补偿。众多的盐商妻女甚至沦落娼门，自从朝廷盐政改革，裁汰冗费，扬州城内外沦为娼者，大约增加三千余家。这些人家的男人们，受祖父余荫，平日里酣歌艳舞，妇女们逸乐嬉笑，惟知妆饰。骄奢淫逸日久，一朝败落，衣食无着，但即不事生产，又吃不了苦，于是与老婆商量，唯有在家接客出卖肉身最为方便，“遂忍心为之”……
在淮安，盐政改革之后，诸商皆败，扬州的河下地区一片凄凉，园林化为丘墟，池沼壅塞，淹没在麦田和菜园子中。寒荒弥漫中，只有那稀疏的柳树和片片芦苇点缀，聊免枯寂而已。歙县岑山渡盐商程世桂兄弟为盐商多年，于河下地区修建“高咏轩”，“极壮丽”，然而两兄弟晚年居然反受盐业之累，境遇困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