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把目光收回到长龄郑氏，其败落情况则与上述几个家族有异。

明清王朝嬗代，扬州城遭遇清军屠城十日，这便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扬州十日”，接上文，郑之彦所骄傲的次子郑元勋于崇祯十六年（公元1643年）中举，次年三月，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明朝灭亡，接着李自成兵败一片石，清军大举入关南下，于1645年，兵锋直抵扬州城。

郑元勋在1645年事变中的角色，早在六年以前围绕该城发生的一系列乱象中就拉开了序幕。1639年，后来以明朝遗民而知名的袁继咸（公元1598—1646年）被任命为扬州副使（督理扬州军务的副帅），这可能是出于其朋友吴甡（公元1589—1644年以后）的推荐，后者是扬州兴化县人，时任兵部左侍郎（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据说京官杨显名当时正掌控着两淮盐政，“御使、转运使以下，跪拜趋谒”（两淮巡盐御史及其下属转运盐使都要下跪拜见）。当袁继咸未能显示同样的顺从姿态时，杨显名就弹劾他并使其去职。这引发了当地人的骚动，他们迫使城门关闭，以阻止袁继咸的被逐。十日之内该城所有交通均陷于停顿。郑元勋及其弟弟郑侠如“二人独往，（向袁继咸）侃侃言地方事，于利弊罔不中，遂出劝城中人启门”（跟袁继咸聊治理地方的利弊得失，句句都说在了点子上，于是成功劝服百姓打卡城门），这时僵局才被打破。这则轶事显示，郑氏兄弟在地方危机中扮演了由来已久的绅士领袖的角色。

郑家的好运在1643年达到了顶峰，当时郑元勋及其侄子郑为虹双双获得了令人羡慕的进士资格，无可争议地确立了扬州郑氏家族的资望。

崇祯皇帝之死和北京陷落的消息在扬州引起了一阵恐慌。当郑元勋听到这个消息时，披麻戴孝到庙里为崇祯帝嚎啕大哭，扬州城里的居民听说清军南下，纷纷携妻带子弃城逃走。郑元勋散尽家财招募勇士组成民团，激励他们要忠于朝廷，人心稍定。

正如标准的故事中所讲述的那样，扬州面临的紧迫问题不是土匪，而是依附于南明的军队，他们相互争夺对扬州及其财富的支配权。当南明小朝廷的军阀高杰在1644年夏包围该城之时，郑元勋的最后时刻到了。

据扬州府志记载，时地方官员和绅士意见不合。负责城防的副使陕西人马鸣鵦嫉妒推官（正七品，相当于扬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还兼有审计局长的职能）汤来贺。

郑元勋与汤来贺关系很好，因为汤的父亲与郑元勋是同年进士。由于这个原因，马鸣鵦便与郑元勋作对，宣称应守住该城，不应与高杰妥协。

随后郑元勋自己的民团捕获了许多正聚在外边烤火的高杰所部士兵，并将他们钉在城墙上。高杰大怒，于是将当地的一个村庄夷为废墟。但高杰欠着郑元勋一个人情。当他还在山东巡抚王永吉手下当参将时，因为触犯了刑律，被王永吉处以死罪。王永吉是扬州府高邮州人，与郑元勋同时中举。可能是为了江淮地区的军事防卫起见，郑元勋成功地运用这层关系免除了高杰的罪刑。出于这个原因，高杰封锁扬州后郑元勋有信心去接近他。

包围圈后移，扬州城北边的城门就可以打开，以便运入粮食和燃料。高杰在郑元勋的要求下让军队后撤，承诺惩治部下杨成，并送给郑元勋几百道允许商人进出该城的特别通行证。郑元勋根据需要来分发这些通行证，但很快就发完了，使后到的人感到失望和怨恨。谣言于是开始流传：“为伪言曰：‘高杰以免死牌与郑某，非（郑元勋）亲昵与贿不得，有死尔。’语一夕遍。” （扬州城里谣言说：“高杰将一批免死牌送给郑元勋，如果不是郑的亲朋好友或者不使银子买都得不到这个牌子，只有一死”，谣言一晚上传遍整个扬州城。）

 那天晚上，马鸣鵦以矢石向高杰所部发动了一阵攻势。高杰被激怒了，大喊着再次迫近该城，仿佛就要展开攻击。在这个节骨眼上，郑元勋派人去高邮请王永吉来调解。王永吉能够抚慰高杰，当地绅士随后出去见他。但与此同时，一些士兵抢劫了扬州东边的市镇仙女庙。半夜时分，城里一片混乱。针对郑元勋的谣言蜂起。街上流传的谣言说，某个姓郑的人是匪党，高杰承诺的惩治“杨成”，不是要惩罚他自己的部下，而是要惩罚“扬城”。一群武装起来的暴徒包围了郑元勋并向他发起攻击，郑元勋和仆人殷起双双毙命。

郑元勋死后，其家族另有成员入仕清朝，本以为可以再续家族辉煌，谁知，在乾隆时期遇到了另一场大灾难――文字狱。郑元勋《媚幽阁文娱》一书，专收晚明诗文，站在明朝立场上议论明清战争在所不免，乾隆时期被军机处列入“奏准全毁书目”，多次遭到查禁。郑氏家族交往对象中，钱谦益为乾隆所痛恨，沈德潜身后亦遭削官夺谥，郑元勋之弟郑侠如家族著述中提到钱、沈二人之处颇多，随着文网密布，终未幸免。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五月，两江总督书麟以“有违碍、谬妄、感愤语句”，“有钱谦益、沈德潜序文”等罪名，将郑侠如、郑熙绩、郑玉珩、郑庆祜的著述尽行列为禁书，对这个“入儒”已久的家族不啻是一场飞来横祸。遭此一劫后，这个家族再也没有恢复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