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到了它的责任的一本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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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网书评人 朱元石 三十年过去，蓦然回首，人们终于真切而又亲切地看到，那个发生在1978年的伟大转折，那可是有关全中国亿万人民命运和福祉的大转折。人们也终于发现，这个大写的“一九七八年”，竟是留下了那么深刻的记忆，不思量，自难忘。由苏峰编著的《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一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缱绻而又激越的情怀。它值得我们捧在手里埋头读读，一同去回味这划时代的巨变所给予我们的奋斗、喜悦和畅想。

这本书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编著者对在北京的十位官员的访谈实录，一部分是编著者对都曾在北京有过关联的十个人的命运追踪。它试图把1978年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符号，从一个年代切入，从一人一事谈起，以呈现出一种时代和命运交相呼应的场面来。怎么样呢？王蒙同志为本书所写的序中说：“1978年在中国历史上有特殊的意义。”“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使我们想起了这个转折点，想起了这一个年头，想起了邓小平与老一辈革命家在这样一个转折点上的丰功伟绩，想起了人民的终将胜利，终于胜利。却原来我们从这样的起点上已经跨出了那么大的步伐，中国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这本书可歌可泣，可感可叹，可圈可点，可呼可啸，抚今追昔，感慨系之。不容易呀。1978年，不容易呀，那一年与以后的30年。不敢怠慢呀，今天和斯后！”我在这里讨个巧，表示有非常的认同感。

是的，不容易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不容易。但是随着，中国人民要走出“左”的指导思想的怪圈容易吗？也不容易呀！何况，事物在它的运动中，无论怎样有外力在改变它的运动方向，它总有一定的惯性要维持着它原来的方向。

恩格斯曾经尖锐地批判过持先验论的杜林，强调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历史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情况下才是正确的。”何况，当“原则”已经时过或境迁而被作为教条的时候，当“原则”已经是被神化到至高无尚和被作为打人的鞭子、甚至生杀予夺的时候，这种“原则”还能维持吗？物理的碰撞自然要发生。

书中的人物，有的指出：“当时思想和社会都很混乱”。是的。其实呢，层层有着不可调和的斗争，层层都有着无法消弭的民心与逆民心的涌动。这是大转折的必然表现。它的表面现象就是混乱，种种乱局。

在上面，当时有“两个凡是”：“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有了这“两个凡是”，帽子、棍子时不时被祭起来，阻挡着真理的伸张，阻挡着沸天盈反的冤假错案的平反和纠正，阻挡着中国该向何处去的步伐。无视首当其冲的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甚至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个别人都被投进了监狱。为什么？因为它不仅牵涉到“四人帮”，也牵涉伟大领袖，也牵涉到北京市委的主要领导等。“天安门事件”不能平反，人民期望的邓小平就意味着难以顺利出来工作。但是可能吗？正如王蒙在序中所说：“从上到下，从官到民，都等待着中国的改弦更张，都等待着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中国在积累民心，中国在积累思考与决心，中国在积累全民族的对于要改革要发展要结束乱局的共识。”“民心不可侮不可欺，历史走到了它的转折点上。”

在这本《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的书里，具体地记载了所述人物在这一历史事件中的思想、作为和作用，具体地记载了1978年和前后的种种历史状况。

1978年，3月里，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在讲话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作用的基本原理，指出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脑力劳动者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彻底驳斥了“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学事业的种种谬论，人们看到春天到来了；

1978年，4月里，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请示报告，9月，中共中央批发了《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

1978年，4月里，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再次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有力地支持了正在开展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5月，《光明日报》刊登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猛烈地冲击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

1978年，9月里，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坚定提出了针锋相对的另外两个凡是，说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紧接着在11月和12月里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中，宣布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宣布停止使用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错误口号，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批重大冤假错案，纠正了对彭德怀、陶铸、薄一波、杨尚昆等所作的错误结论，标志着党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严重束缚，冲破了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滥觞，结束了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等等。

在1978年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副主任的白介夫，在《1978大记忆——北京的思考与改变》的书中，深有感触地说：“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我们非常珍惜这个政治大环境。改革开放给我们国家、社会、人民生活都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些人不仅组织上、思想上自由多了，工作也好做一些了，人和人的关系也好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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