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胡安·赫尔曼读诗
诗歌·记忆的影子
1930年，胡安·赫尔曼生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个乌克兰犹太移民家庭。他说他是家中惟一一位真正的阿根廷人，在这个国家出生，度过童年，有了自己的母语。不过也是这个国家将他驱逐，让他度过了13年的流亡生涯。现在他定居墨西哥，说到祖国和归属感，他给了一个很诗人化的回答，他的祖国就是语言。
胡安·赫尔曼的父亲是位参加过1905年俄国革命的社会主义者，曾经在俄国的各地辗转，以逃避沙皇警察的搜捕，1912年他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住5年。十月革命之初，他曾怀着希望回国，但是很快自由空间就开始紧缩，全家最终只得选择持假护照移民。“开启了全家使用假护照的传统”，胡安·赫尔曼在描述自己的经历时说。这传统如影随形，虽然现在听来颇为幽默，但流亡的恐怖和凶险并不会因此减弱。他从外祖母那里听说过哥萨克人的屠杀，也知道外祖父是位犹太教的拉比，在每次危险来临时都会诵读《创世纪》。全家人居住的街区生活紧张，处处闻得到贫困和挑衅的气味。从小他就熟知西班牙内战中共和派的一切故事，街上画满了涂鸦，小孩子收集巧克力的银色包装纸，以为这样可以融铅为共和军造子弹。
胡安·赫尔曼的童年时期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我选择了割礼，向欧洲正在发生的犹太人大屠杀致哀，但我并没有被强制灌输任何宗教教育。”父母手头并不宽裕，但每年都会带孩子们去科隆剧院看一次戏。他听到过第一流的歌唱家的演唱，也见识过豪华的演出阵容。父亲的兴趣广泛，历史、政治、经济，母亲则喜好音乐，他从小受到影响，也很早开始阅读，12岁时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 《被侮辱与被损害的》，涉猎过很多西班牙古典作品，第一次发现“天赐的诗意”来自普希金的俄文诗，第一次写诗则是为了“讨好”邻家的小女孩……
“终于有一天，我开始自诩为诗人，放弃了化学专业，然后我陷入爱情，放弃了一切。我做搬运工人送家具，卖汽车零件，最后通过发票发现了一条从铅笔到墨水再到打字机的道路。也许到电脑这一步我是迈不出了。 后来我进入《青年》杂志的圈子，那是一本50年代流行的刊物，小说家达马多、克龙达，诗人大卫·阿尔瓦雷斯·摩尔加德都被推介过。一个人可能写作多年但从未想过发表，写只是满足一种抒发的需求，像我发表就是受到了一群朋友的鼓励，其中有赫克托尔·内格罗、胡里奥·C·西尔维安、迪·达兰多那样的诗人，但也有不写诗的。我们编了一本《硬面包》来自我发行，运作方法是先征集订阅，再用这钱来印刷，大家一起商定哪些书能出、顺序和其他。令人欣慰的是团队中没有出现争执，投票决定我的 《小提琴及其他》首发，之后是赫克托尔·内格罗的。我们也开始组织公开的诗歌朗诵，那是1955年的政变之后，在 ‘面具’剧院；我也因而有缘结识了劳尔·冈萨雷斯·杜尼翁，经介绍邀请到的贵宾。我们还在街区俱乐部、图书馆和各种不同地方朗诵。”他描述他开始写诗的过程。
1954年，胡安·赫尔曼来到中国，开始在新华社做记者，为西语国家报道中国的情况。不过1960年代中期，中苏分歧，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也分为了亲苏和亲华两派。阿根廷共产党要求胡安·赫尔曼结束在新华社工作，他没有同意，随即被开除出党。但是情势越来越紧张，他被迫回国。在阿根廷，他不仅被阿根廷反动联盟判处死刑，他曾经参与创立的阿根廷城市游击队也将他判处死刑。因为1967年切·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牺牲给当时的拉美革命运动带来了极大震动，胡安·赫尔曼不主张拿自己同志的生命去冒险，与城市游击队产生了分歧，最终导致分道扬镳。
1976年，阿根廷政变，赫尔曼不得不逃离祖国。随后整整13年的流亡生活中，他远遁他乡，辗转于罗马、巴黎、纽约和墨西哥。他习惯在深夜写作，把诗歌形容成记忆的影子——“在疯子居住的房子里，我依然能看见发生的事情。逃避痛苦的一行行字，书写在失踪者的面颊上。”胡安·赫尔曼说，在斗争的年代，诗歌就像枪一样是人们的需要，诗歌告诉人们不知道的东西，但通过诗歌不可能获得权力，“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能够得到的最大满足感来源于艺术与文学。但如果非要给诗歌一个不同寻常的社会作用的话，那就太夸张了。作家并不是斯大林所说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是写字而已。”
在意大利时，他曾经变得无法写作，他听不懂那种语言，“我变得很愤怒”，胡安·赫尔曼说，“我开始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来证明自己的存在，我发现古罗马语和我的母语有相似之处，于是用古罗马语写了一些色情的东西。”但这只是阶段性的，他的诗作不断问世、出版，受到关注和赞赏，不过他个人的生活里却发生着悲剧。1976年，胡安·赫尔曼20岁的儿子马塞洛和当时正怀有7个月身孕的19岁儿媳玛丽亚·克劳迪奥被政府从家中绑架，随后遭到了处决。在军政府统治时期，阿根廷有很多人失踪。1976至1983年，阿根廷政府大力镇压左翼持不同政见者。有关数字统计说，这一期间阿根廷至少有1.5万至3万人因遭到绑架、暗杀而“人间蒸发”。这是阿根廷历史上被称作 “肮脏战争”(DirtyWar)的时期。胡安·赫尔曼从来没有放弃追踪亲人的下落。1989年，他在一个沉于河底的水泥桶里找到了儿子的遗骸。2000年，在他70岁时，赫尔曼得以见到失散多年的孙女，她在父母遇害后被一个有乌拉圭军方背景的家庭所收养。
黑暗的时代已经终结，在被问到如何看待拉美的政治状况时，胡安·赫尔曼说，到目前为止，拉美并没有出现真正的和解过程：“一些当年支持军政府的人及军人本身仍坚持他们的所为是正确的。现在有的，是一个正在追求正义和公正的进程。”
1997年，胡安·赫尔曼获得胡安·鲁尔福奖，2007年，他获得西班牙文学界最高奖项塞万提斯奖。发表感言时胡安·赫尔曼说：“其实我已经死过很多次，每当听到亲朋好友或者文学知己失踪的消息时，那种感觉同死亡没什么区别。”有人提问，现在活着的感觉如何？他回答：“这些伤痛很难愈合。现在我有自己的儿孙辈。现在的生活与以前的确是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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