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约瑟的工作
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翔 1948年从中国回来之后,在剑桥度过的每一天,他和妻子李大斐都会早早出门,如果天气晴朗,他们就抄近路穿过一片湿地;如果伦敦的天空开始下雨,他们就走大街,越过银街桥,跨过剑河。他们一起走到大斐工作的位于网球路的生物化学系。送别妻子后,李约瑟会继续沿着国王学院的广场,走到自己位于凯思学院的专用办公室。如果遇上什么事儿,不是和妻子一起出门,而且天气还不错,他就会骑上自行车。
他已经是个中年男人,总是穿一套细条纹、双排扣的黑色西装,衬衫虽然干净但却不整,领带系得歪歪扭扭,走路时总是拖着鞋子,鞋带也不断散开。一头浓密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是个时髦的偏分头,棕色的眼镜下是一张严肃的面孔。
人们早已知道李约瑟不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年轻时他经常参加天体营的活动,他也喜欢在剑河中裸泳,让过路的小姐们头都不敢抬一下;在性方面他也放纵不羁,结婚时他就和自己的妻子约定双方在性方面都不必受到婚姻的约束;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探险家,曾经飞跃驼峰航线抵达中国,然后开始了在中国的数次国内旅行,有一次他开玩笑说,他相信参加过长征的共产党人也没有他看过的中国景象多。
但是一旦开始工作,李约瑟就变成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清教徒。他是个大烟鬼,不过在写作时他却为自己定下铁律,中午之前要绝对远离香烟或者雪茄。临近中午时分,他会焦虑地看一眼学院的大钟。烟和火柴都已经准备好了,只待12点钟的钟声敲响,他就划亮火柴,点燃香烟,接下来的半天时间,他会像钢铁大王卡内基工厂的烟囱一样,不断冒烟。
曾经受邀和李约瑟一起工作的黄仁宇说:“我……不免对他产生敬畏,他的存在带来专心一致所产生的压迫和紧张感……他开始工作后,就全神贯注,全力以赴,每一分钟都很重要。他专心过度,显得严厉冷峻,全无笑容,连悠闲打招呼的时间也没有,一天中唯一的休闲是在固定的下午茶时间。”
这样的生活从1948年开始,一直延续到李约瑟去世,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这项苦役般的工作萌生于一个简单的年头。1942年他起程前往重庆时,李约瑟收到了《自然》杂志和BBC的邀请,请他谈论一下自己的旅行。李约瑟于是在BBC寄来的信件上用潦草的笔迹写道:中国的科学为什么总体不发达。
在中国的旅行加重了这个困惑。他踏过了中国那些设计精巧年代久远的拱桥,在敦煌看到了世界上最早使用印刷术的书籍,也拜访了一些中国最杰出的科学家。他的思维渐渐被一个谜团整个占据:“如果说中国人那么聪明,永无止境地探索,善于发明创新,但是为什么中国人民的生活依然如此贫困潦倒,科技如此落后呢?”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李约瑟难题”。经过旅行和深思熟虑,他得出了自己的观点:“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的集体像中国那样对世界整个文明的发展,做出如此积极而深刻的贡献。该贡献甚至远远超过了我们所熟悉或者承认的程度。”于是,他决定单枪匹马闯入一个陌生的领域。他从来没有接受过一个小时的正规历史教育,却决定要撰写一部历史著作,而且部头大得惊人;他从汉学领域从来无人知晓,现在却要对中国事务大放厥词,而且声称要颠覆人们已有的看法。在他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写的信中说:“这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所著的一本书的初步方案。这本书不是写给汉学家,也不是写给普通民众,而是写给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不管他们是不是科学家,只要他们对与人类文明史相关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和技术史,特别是对亚洲和欧洲发展对比研究感兴趣,就都可以阅读。”
即使他已经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是在他的想法中,工程的浩大与否也只是影响到一本书的厚薄程度而已。他没有想到,《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会是一套超过24卷本的系列图书,而且仍然不见尽头。
在漫长的工作的年月中,尽管已经声名显赫而且硕果累累,但是李约瑟仍然在不断哀叹时间的流逝让自己机会无多。71岁时,他经常对黄仁宇说:“我只希望还有五十年!”“他显得不快乐,有些郁郁寡欢”,黄仁宇回忆道,尽管李约瑟已经是 “杰出的自然科学家、备受尊敬的社会科学家、伟大的历史学家、环游世界的旅行家,而且还是外国奇异文化的诠释家,起先是名副其实的‘参赞’,后来是亲善大使,最后更登峰造极,称霸这个领域。”
“他像举重选手一样,总是负荷过重。”黄仁宇评价说。直到最后,李约瑟必须放弃自己通过家庭作坊式的努力来完成《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而是召集特定领域最优秀的历史学家来加入这项工程。
他在89岁时(1989年)又结了一次婚,是和他长久以来的中国情人鲁桂珍。两年后鲁桂珍去世,李约瑟又向第三位女性求过婚。他也不断的在全世界各地旅行,为自己的计划募集资金。86岁时,有一次当他在香港演讲结束,步履蹒跚走下台时,听众中的一位失声痛哭:“剑桥那些人好残忍啊,竟让这样一个老人四处讨钱。快给李约瑟博士他想要的东西吧。”
今天,已经无人再会问李约瑟的工作意义何在。这位试图以智力和辛劳工作来改变西方人对中国的认知的科学家和历史学家,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都赢得了人们的巨大尊重。而李约瑟温情脉脉的目光所注视的那个国家,也已经不再停滞不前。相反,中国已经必须开始考虑更多问题。这些问题几乎无一例外,都是由中国在经济和物质上的进步造成的。我们需要另外一些人来做出李约瑟的工作,以恒久的耐心和不变的好奇去记录中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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