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日本传媒人
经济观察报 俞天任/文 在日本,影响最大的传媒是电视。和看不见作者的报纸不同,电视带有强烈的个性,主持人和来宾的立场就决定了整个节目的立场。电视的另一个长处就是不容易编辑,实况节目当然无法编辑,事前录制的节目也无法完全像文字那样进行随心所欲的编辑,实在没办法就干脆把那几句话打上噪音给屏蔽掉。
因此在日本谈起传媒人,人们首先想起来的是那几个在电视上出现频率特别高的节目主持人和评论家。传媒人中各种政治倾向都有,从中间偏左到中间偏右,甚至极右翼,但要成为有名的传媒人需要一定的时间来积累经验和见识,所谓“多年的媳妇熬成婆”,因此有名的传媒人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年龄一般都在50岁以上。
1934年出生,今年75岁的田原总一郎可以说是最后一个自由主义的传媒人了。作为军国少年成长起来的田原总一郎幼时的理想是考上海军兵学校,日本的战败当然使这个梦想成为了泡影,可是战败本身却让11岁的田原看到了一个不可思议的现象:昨天还是满口皇国主义的老师们一夜之间全部变成了坚决的反战自由主义者。人们什么时候才说实话成了小田原最关心的问题,从那以后田原总一郎的一切就是“表现真实,让人们说真话”。
田原总一郎原来想成为小说家,后来同时代的石原慎太郎和大江健三郎的出现使田原总一郎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能够相比的才能,从而进入岩波映画从事摄影助手的工作,后来进入现在TBS(东京放松)前身的“东京12频道”,从事电视片的制作,一直到1976年辞职成为自由传媒人。田原在东京12频道的时代正是美国社会由于越南战争失利而变得颓废、嬉皮士横行的时代,田原所制作的电视片也真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年轻人放荡不羁的青春,甚至自己的行为都成了电视片的表现对象,现在有人半开玩笑地说:“田原总一郎是日本第一位AV男优。”有人在听说田原总一郎的这些轶事以后惊讶地问:“真是那个政治评论家田原总一郎吗?”
其实这和田原总一郎的人生哲学是一致的——表现真实。在他成为传媒人,特别是成了有名传媒人以后,所有人都希望接到田原总一郎的邀请,因为这种邀请是社会知名度的一个象征,但是田原总一郎又是一个绝不容许说谎的人,一定要逼着来宾说出真心话。这种手法和日本人所特有的暧昧性很不相容,当过自民党干事长的加藤.一曾经在田原总一郎主持的节目中无可奈何地说“你的节目对于政治家来说是太可怕了”。确实可怕,1993年宫泽喜一内阁的垮台,1998年桥本龙太郎内阁参议院选举的惨败,2004年5月当时的民主党代表菅直人因为年金丑闻而辞去党代表职务都与田原总一郎这种无情的质问方法有关联。
田原总一郎说他就没有想过自己的节目会有善终,每一期节目对田原总一郎来说都有可能是最后一次,因此他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次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在他那儿没有任何禁区,天皇制、原子能发电、贱民等别人不敢沾的敏感话题,田原总一郎不怕。
田原总一郎主持的节目特别有个性,和一般喜欢标榜“中立”的主持人不同,田原总一郎会当场拍案而起,指责与自己持不同历史观的来宾。田原的历史观就是,别的问题可以讨论,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大陆进行的15年战争绝对是侵略战争。
有人批判田原总一郎把传媒当作了一种权力,而田原总一郎的反驳是:“相比以权力自居,现在日本传媒的问题是过分迎合大众,根本没有自己的思想。”能够如此直截了当说话的田原总一郎是凭着他的名声和资历,在泡沫经济破裂以后社会思潮逐渐右倾的日本传媒界,再也没有别人能够这样说话而无人敢反驳了,所以说田原总一郎是日本最后一名自由主义传媒人。
坚持认为中日15年战争是侵略战争的其实不仅仅是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田原总一郎,经过战争的人们不这么认为的其实很少。以保守著称的政治评论家三宅久之也持这种观点可能有点出人意料,三宅给人的印象是保守和右倾,比如一次在某节目和人争论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孰轻孰重的时候说:“为什么要和一个贫富差距巨大的国家保持友好关系,因为和中国友好而损害日美关系纯粹是一种八嘎的想法。”
就是这样的三宅久之,在去年空中自卫队幕僚长田母神俊雄发表了美化日本侵略的论文,三宅久之很罕见地批判了田母神论文,那是笔者第一次听三宅久之阐述他的历史观。三宅久之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企图向袁世凯政权强加21条开始一直讲述到太平洋战争结束,他很不屑地问在场的一个海上自卫队出身、正在吹捧田母神的作家:“你是不是认为军人很聪明?告诉你,日本军人最愚蠢,你看过地图吗?从阿留申群岛开始,经过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印度支那、缅甸、菲律宾、印尼一直到新几内亚、所罗门。一点大的日本在最中间,日本的军人怎么会想到能守得住,日本军人不是最愚蠢是什么?”
现年79岁的三宅久之长期担任《每日新闻》的政治部记者,具有异常丰富的政界关系网,熟知日本政界掌故,在别人理解起来非常困难的日本政界和政局,在三宅久之看起来只不过是一些程序技术问题的集合而已。三宅虽已高龄,但头脑并不僵化,对新知识新动向甚至新技术都把握得很到位,因此三宅久之最让人信服的就是经常能够很准确地预测日本政界动向,计算下次选举时各党的得票数。对于三宅久之来说,政治不是一个无从捉摸的东西,而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值化了的东西,一切就是选票的数量和围绕着这个数量各政党之间的明争暗斗。三宅久之好几次很准确地预测了国会解散的日期,面对别人惊奇的目光,三宅每次都是淡淡地说:“除了这天还有哪天呢?”接着就认真地向别人解说为什么只有在这一天。
一次在回答 “最尊敬的政治家是谁”这个题目时,三宅久之的回答出人意料,他的回答是在日本被作为反面政治人物代表的田中角荣。他讲了这么一件事来回答他为什么选了臭名昭著的日本金权政治的始作俑者田中角荣的。
一年元旦,当时还是 《每日新闻》年轻记者的三宅久之到田中府上去采访,平时专门说田中坏话的三宅久之已经做好了吃闭门羹的思想准备,谁知道田中很亲热地接受了他的采访,不解的三宅久之就问田中角荣,说我平时没少骂你,你为什么还要对我这么客气?
田中的回答使三宅十分意外:“骂我,是你的买卖;听你的骂,是我的买卖,这没有什么客气不客气的,我们只是买卖不一样而已。”所以三宅认为田中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田中知道自己是干吗的,也知道传媒是干吗的,“现在的首相都是世家子弟,根本就不知道应对传媒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不知道他们所面对的摄像机镜头的后面是几百万人几千万人在看着。”
和感性澎湃、富有特色、个人好恶尽显表面的田原总一郎相比,三宅久之除了喜欢很不耐烦地训斥反对修宪的左翼人士之外,总是在冷冰冰地计算着选票和下次大选何时进行,会有何种结果。三宅最关心的是程序本身,对这个程序运行的结果造成的社会变化并不十分关心,在言及社会问题的时候,总是在很开明地对各种新潮流表示理解的同时也怀念着越来越不被重视的老一辈的价值观,并不发表什么惊世骇俗的言论。
喜欢对社会问题指手画脚的是樱井良子。
1945年10月,日本战败之后才出生在原法属印度支那首都河内的野战医院,毕业于夏威夷大学的樱井良子在经过《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东京支局的文字记者以后进入日本电视台,担任新闻节目“今天发生的事情”的主播,以其秀丽的容貌和缓慢清晰放松的语调在各晚间新闻节目中得到很高评价。
1996年开始,樱井良子向日本电视台辞职,成为自由传媒人。自由传媒人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也就是卖点,此时作为樱井良子作为电视主播的秀丽的容貌和清晰的语调全部无用了,现在需要的是她作为自由传媒人的独特见解。
就在樱井良子成为自由传媒人的1996年,日本发生了一件由于血液制品传染艾滋病的事件,事件中有一个重要人物是帝京大学教授安部英,樱井良子就想从他着手,出了一本 《艾滋犯罪,血友病患者的悲剧》的书来声讨安部英教授。安部英教授在这起事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但是樱井良子的这本书对安部英教授的指控则是无中生有,樱井良子根本就没有亲自调查此事,而是纯属捏造。结果被安部英教授以诽谤罪告上法庭,最后法庭判处樱井良子败诉,而安部英也在药害艾滋诉讼中死去。
接受了这件事的教训,樱井良子在以后的传媒活动中把活动的重点从国内事件转到了无法取证和提起诉讼的国际事件,成为右翼代言人。对于右翼来说,樱井良子以前作为电视主播时留下的形象能够扭转一般人对右翼所持的顽固老头的固有形象,所以樱井良子的电视上镜率极高。
从右翼的国际视点出发的樱井良子此时再重新返回日本国内社会问题,这次樱井良子再不接触具体问题,而是参加抽象的论战,抛弃了原来的力主改革的主张,改为鼓吹保守价值观,在皇室继承、外国人参政权、修改国籍法等问题上,采取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方法,直接采用战前的皇国主义观点来赚取人们的注意。
和已经年过古稀的田原总一郎和三宅久之不同,樱井良子才刚刚迈进六十,按理应该有更多的机会,但是这几年樱井良子的影响在不断降低,电视出镜已经成了很罕见的事情。这是因为随着中日之间经济关系的不断深化,特别是近两三年来两国政治关系上的解冻,日本传媒在对华评论上越来越踌躇,报纸不必说,电视上公开批判的中国言论也在不断减少,就连当年批判中国的急先锋、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也违背了自己“绝不去中国”的誓言,出席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这样樱井良子找好的卖点又卖不动了。
樱井良子会不会另找新的卖点,找什么新卖点来争取在日本传媒卷土重来是一个很有趣也很值得注意的题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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