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神奇但不神圣

By熊培云（青年学者）

刘泽华先生谈到了国学的问题。我实际上对先秦很多哲学非常不熟，但是我一直认为我也在研究国学。我研究的国学是一个名词，是国家，而不是国家的什么。国家的学问是非常糟糕的，刘先生说，国学实际上变成一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装。如果什么都能够装也无所谓，但是，事实上它是选择性地装，是90年代作为意识形态替补的一个东西慢慢被激发出来的。
现在的国学也不是包罗万象的东西，而是有选择性的，想怎么装就怎么装。

来先生说在《文化的江山》里发现了美，我也有这种感觉，而且这种美是我们期待的。人类以前的文明史、历史，用马斯洛的话说，人类的历史是说人性坏话的历史。《世界文明史》的作者威尔杜兰特说，我们看人类过往的时候，总是看到在江河上，看到流着血，尸体漂浮，但是我们为什么看不到更美好的东西，就是在河的两岸，有人在建筑房屋，有人在恋爱，有人在生儿育女，有人在谱写诗歌，甚至创造雕塑。

我觉得《文化的江山》，是一个特别好的、大家一直期待、更需要有的东西，也是一种历史观的补充。

雷颐老师说，是不是我们要警惕诗化历史呢？其实不用担心，来先生补充得非常好，他们不是对现实的美化，而是对历史叙事的补充，不是说过去有多好。的的确确，我们忽略了我们历史上很多美好的东西，我们一直批判王权，但也看到社会在百折不挠地一直在创造美好的东西，我们需要通过某种方式记录下来。我觉得《文化的江山》就是完成了这项工作。

单少杰老师说的中国的价值判决和事实判决的背离，我也有这种感觉。的确，这个社会特别需要什么的时候，大家就来疾呼。我想到明恩溥在《中国人的素质》里提到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看中国的官员，就好像在读卢梭的《忏悔录》，里面总是充满了高尚的情感和最卑鄙的行为。这也是价值判决和事实判决的一种背离。

钱穆在《国史大纲》说，对历史应该有一些温情和敬意。刘刚、李冬君就是以温情和敬意来写历史的。

另外插一句，我看到一篇文章，说印度是一篇神圣的土地，我立刻想到，印度出现了很多人，如甘地、特雷撒修女、泰戈尔等。而中国在转型期，总是发生一些特别稀奇古怪的事，我想中国是片神奇的土地，印度是片神圣的土地。但是，中国自古以来国王的纸都是圣旨，怎么就没有把国家搞得神圣一点呢？最高的东西我们没够着，最低的也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底线，我们的社会没有底线，所以什么事都可以发生。

我希望在座的可以回答，我们为什么没有变成一片神圣的土地？

余秋雨不如孔乙己

By十年砍柴（青年学者）

我30多岁。我想起小时候在湖南农村生活，那个时代社会控制得特别严，会看到很多残酷的东西，对人性的控制，对人性善良的戕害。但是，也会发现一丝美的东西，比如说一个家族在一起过年的时候，你会发现美的东西。

实际上中国农村，是农民原则和理法原则的混合，兄弟间会因为养父母而打架，这是我们社会上常见的一种形态，但是你会发现，也会有彬彬有礼、孝顺父母、兄弟之间很好的现象。所以我理解，可能两位作者希望历史就是这样，希望把这些美好的东西写出来。

雷颐老师说的话我非常赞同，中国确实有很多美，但是不便过于强调，或者做过高的评价。前不久，我写了篇文章骂余秋雨，他给钟山风景区写的那个碑文，是现在庙堂书的一种符号，他写出来的东西，一百年前的孔乙己写得都比他好。所以，基本的东西都不过关，还谈什么传统文化？所以，我觉得不要把传统的东西估计得过高。

历史写作和研究都变成了生计

By李宪堂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们知道，从历史一开始，巫史不分家，史官集团是统治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知道，老子任柱下史，就是负责把上天的语言翻译给人间，翻译给臣民。

到了司马迁，承接百家争鸣，奋力一跃，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权力的控制，为我们的历史观开拓了一定的空间。但后来，历史学家成了御用的文人。

新中国建立以后，史学家被纳入体制之内。大家对历史选择了沉默，对现实选择了回避，可以说，我们学术变得越来越庸俗化、琐碎化了，写作历史和研究历史完全成了生计。刘刚和李冬君告诉我们，历史应该怎么写，历史应该怎么读，这是从学术方面的启发。

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思想上的意义。这点大家谈得比较少一点，我们知道，历史观一直是权利合法性的重要来源。有时候我想，为什么那么多著名的学者、那么多有思考能力的思想家，都选择了妥协，这不是人格的问题，而是很大程度说，是在官方确定的历史观面前无话可说了，在“真理”面前，任何个体都是无能为力的。

因此，我想，对这种历史观的解构，就是对它合法性的解构，就是对思想解放的打通。我们现在要建立民主法制社会，前提就是要树立公民意识。而公民意识的思想资源，我们现在都关注外部，从国外来的传统，自由的、民主的传统，但刘刚和李冬君为我们提出了另外一个传统，就是通过对历史的反省来重新确立自我，确立自己的个体、主体意识。

历史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思想解放的另外一个途径，另外一个向度，而这个向度，我想是他们两个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来了。

历史不是过去的事情，历史是在对过去的抗争中呈现出来，是在自我的确认中，被建构出来的，民族自我的真正觉醒必须以个体自我的觉醒为前提，所以历史意识的觉醒，也是个体意识确立的一个途径。

寻找历史的微光

By刘刚（自由写作者，《文化的江山》作者）

前面我说了，这本书从师承上，是从来先生、刘先生那儿来的。从几个基本观点上来说，我写这本书之前有出发点，但是想得不是很完整，所以这本书的写法，不是先有一个完整的理论形态，我采取一种诗兴的写法写了出来，常常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

基本的出发点还是有，当时我有两个考虑，第一，雷颐老师说到文化中国和王朝中国的问题，我当时写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划分。但是我想到国体问题，中国有没有国体？是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这是我怀疑的。如果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或者近代意义上的国体的话，我落笔的时候，不是把它当做一个国家形态，作为一个国史来写。我不认为王朝史是国史，这是我的一个出发点，我肯定不能从王朝史观往下写。

那么，如果不贴着这个往下写，怎么写？一路写下来后我才总结出来，这是另外一个中国的事，好像跟刘先生讲的中国不相干。那个中国是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是的，但那个中国掩盖和扼杀了很多东西，它是有历史局限性的中国，是一个王朝史观里的中国。

第二个基本点，是追索“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鲁迅、陈寅恪，他们两个很不一样，但是他们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的根本点是一致的。

我们的王朝中国、王权主义的文化极其丑恶，如果这种文化真的把所有的东西都覆盖了，我们这些美好的人物从哪里来？像鲁迅、陈寅恪、刘先生、来先生这样的人物是从哪里来的？他们是从王权主义里出来的吗？显然不能把他们归类到那里面，那样我们就在王朝主义里就走不出来了，就永远生活在王朝中国里了。

他们的文化资源不是来自西方的自由主义，而是恰恰相反。一味的西化，使很多知识分子缺的就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其在西方的观念面前。

而在国内，有一些知识分子，他们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从哪里来？一是从天性中来，这是天赋人权的一部分，是扼杀不了的，不管王权再怎么大一统，再怎么黑暗，也扼杀不了。
还有一个，就是来自某种历史的传承。这也有自我选择在里面。

即使过去那个王朝中国再怎么铺天盖地，再怎么构造了一个主流控制，哪怕我这个只是星星点点，是要熄灭的微光，我想我写历史，也绝对不写铺天盖地的基本面、主流面，我就写那个微光，那个才是天命之光，那才是历史。王朝的历史，放在现代化的立场来看，该结束了。我们要写人性深处的东西。

一个文明坚持几千年不倒，每个时代都会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样的星星之火在燃烧。我这本书就是把这些火花全部集中起来，好像形成一个火炬，到处都是星星之火，使得黑暗都没有了。我就是要点燃这把火。

这本书别的价值不论，多少人同意，多少人反对，我都很高兴，也很欣慰，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找到了我安身立命的东西。我们民间有很多好的东西，在江湖之中、山林之中，还是有自由生长和发展的空间，有王权覆盖不到的地方。我不相信，一种文明体系，人们要活过来，不独立、不自由，怎么活？

（本文内容依据在“中国文化价值重建”座谈会暨《文化的江山》新书发布会上发言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