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管“大部制”上路(2)

07:04

2010-01-28

谢良兵

根据崇文区的官方表述，在运行模式方面，坚持执法重心下移街道，突出街道的属地管理责任和统筹管理权。街道负责组织各成员单位共同开展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综合执法。对辖区内的各种违法行为赋有全权、全时、全管、全责。

彭真怀称，这种模式改变了过去“一个部门管不了，多个部门管不好”的局面。

彭真怀的调研发现，以前的联合执法行动，仅前期准备就要花费一两个礼拜的时间。策划一次联合行动，需要牵头部门组织数次协调会，召集各部门人员，研究方案和策略，再形成领导小组。但改革之后，崇文区7个街道办事处都有了各自的综合执法组，每组40人左右，由街道办主任担任执法组“组长”。

彭真怀称，落实属地管理，有效的减少了之前的协调、组织消耗时间精力的同时，将街道综合执法组的权力和责任最大化，赋予街道处理问题的权力和责任。这种把城市管理放权给街道的新模式，被誉为“城管突破”，获得了2009年中国最佳管理城市奖。

对此，王建华深有体会。过去，队员们执法回来，通常都是向王建华汇报没出什么事。如今，因为城管执法已不再是城管一家的事了，这类冲突的担心已经少了很多。在王建华看来，现在很多顽疾从根本上得到了治理。而“联席执法”调动了各职能部门和街道的积极性。

崇文区城市综合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郑青云认为，崇文区城管改革的最大手笔就是权力下放——街道办事处享有全部执法部门的执法权，并负全部责任。这种综合执法组的团队作战模式，使各个部门的职权集中对接。

郑青云说，过去违法者可能是跟城管，或是任一职能部门正面相交，但现在是跟所有职能部门对话。据了解，崇文区400多个摄像头，全都被接入了城管信息平台，一旦发现问题，一个电话，综合执法组就到现场，“与此相关的部门，想推都推不掉。”

体制尚需理顺

城管“大部制”改变了一些城管执法过程中的困境，但是，这种“大城管”模式到底能走多远？专家认为，这还有赖于整个城管体制的改革。

彭真怀说，崇文区在解决局部问题上提供了很好的经验，但城市管理目前是“借法执法”，因为中国仍然没有一个针对城市管理的法律，只能借用包括公安、工商的相关法律法规，这是崇文区也难以解决的问题。

彭真怀还说，城市管理在中国依然没有一个最高的行政执行机构，城市管理各行其是，主要靠中央编办和国务院法制办在做新一期的推动，因此要解决制度上的难题，必须在制度设计上做好安排，把城管从“大城建”体系中分出来，实行城管全国一盘棋。

而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王伟则认为，执法效率提高的同时，也应设法保障流动摊贩等被执法对象的生活。尽管崇文模式也强调以人为本，但目前看来，崇文区的城市管理需要从“联席执法”向“联席服务”进行转变。

按照崇文区的官方宣传，“崇文模式”把“为民、亲民、爱民、利民、便民”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2009年9月，崇文区城管大队在东花市小区建了个早市，将游商请进市场合法经营。这一变“堵”为“疏”的措施收效很好，但想在全区推广，却遭遇了难题，因为城管做不了主，必须有街道、工商的配合，否则疏导成了空谈。

彭真怀还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法华南里居民张某在家中养鸡，环境脏乱并有传染疾病的隐患。区城管委为此派专人对张某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当场掏出50块钱要买下这只鸡。张某最后心悦诚服，当场就把鸡杀了。

但显然，城管工作不是自己花钱买鸡那么简单，而这样的执法模式也不一定能长效。有论者称，只有调动起更多的社会力量，尽快解决影响城市环境和谐的因素，做到标本兼治，才能最终实现城市环境皆大欢喜的局面。

另一个问题是，崇文区的综合执法组在体制和编制上并没有理顺。

一位崇文区的城管人说，改革一年多来，虽然跟常驻部门的人天天一起工作，但他清楚，这些人并非他的同事，他们的职务升迁、工资和奖金发放，仍由所在单位说了算。联合执法组虽然以常设机构形式存在并运行，“但在我们看来，它依然是个临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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