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天祥：“大部制”并非万能(3)

即便是在西方国家，大部门制也是政府行政机构设置普遍采用的方法。

至于中国的行政体制的改革基本上都选择“大部制”的模式，除了上述因素外，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加大机构整合力度，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健全部门间协调配合机制”。于是，“大部制”作为中国政府机构改革的一个确定方向，迅速走进人们的视野。

《经济观察报》：目前，广东有深圳、顺德、广州等城市都实行了“大部制”改革试点，且都有不同的特点，你对此作何评价？

陈天祥：深圳的政治体制改革基础较好，社会组织比广州发达多了，加之深圳又是经济特区，在政治体制方面有改革的先例，这有利于深圳做大胆尝试。

因为大部制改革必须放权，把政府职能分解到社会组织和公民组织，所以社会组织发育健全的地方就有利于改革。成为，市场的发育程度也是一个基础，总之，“大部制”改革是有条件的，它并非万能，并不是每个城市都可以实行。

最值得肯定的是，深圳政府部门设置上打破现有的局、办模式，按照政府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要求，设置委、局、办，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对分离，完善了行政运行机制，是真正“大部制”的标杆。

顺德将41个政府工作部门一举砍掉25个，实属大手笔，同时党政联动“合并同类项”也是一大特色，然而，由于顺德只是县区级政府，决策权力相对有限，更多的是执行，所以党政合一，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不具备普遍意义，所以，难以作为标杆。

至于广州“大部制”改革给人的大印象：一是相比深圳、顺德的大部制改革，广州改得比较保守，动作较小；二是广州根据自身特点，改革重点放在了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力主往“大城管”的方向走，这也是广州此次政府机构改革的唯一亮点。

广州“大部制”改革之所以动作较小，还与广州的定位有关。广州作为省会城市，不可能也不适合一瞬间动得太大。中国的改革，无论是政治体制还是经济体制改革，都习惯“先试验再推广”的传统做法。所以，这次动作不太大也没什么不对，毕竟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

总之，大部制改革遇到的困难之一来自制度本身和立法方面，一定要给地方更多的改革探索权力，可以把上级的权力更多地让位给地方人大，让地方来决定机构的设置，反正是花地方自己的钱，应该没有问题。

至于如何防止行政机构改革回潮，这就要求不能政府内部自己在改，要巩固改革的成果，就要探索如何将改革成果法律化。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使之难以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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