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众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他曾参与2006年国家发改委起草的 《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他的研究结果显示，近十年来，实际居民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下降比例，可能已经达到了15%左右。

自2005年国家发改委开始着手起草《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到眼下，收入分配改革在各方关注和利益博弈中已走至“十一五”的末尾。

十二五期间，这一关系到13亿人生活状况和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话题，能够成功避免此前屡屡踯躅不前，最终积重难返的困局吗？

改革三大核心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说，在目前国内研究收入分配改革的专家和官员看来，收入分配改革早已经不存在绝对分歧，主要是看决策层有没有决心了。

宋晓梧曾先后任国家体改委分配和社会保障司司长、国务院体改办秘书长、发改委党组成员等职。目前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的大部分官员都曾经在他手下供职。他说，十几年来一直连续不断地讨论收入分配，基本上所有的问题都研究到了，现在再谈，依旧是老问题，都有些麻木了。

宋晓梧所说的让他感到麻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财税改革、社会保障和工资增长。这便是中国目前收入分配改革需要解决的三大核心。

今年8月间，全国人大财经委和民盟中央提出的收入分配改革建议中，均涉及到了上述内容。其中，财税改革涉及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分配、以央企为代表的国有企业上缴红利、众多民营企业和个体户的上缴税负等。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魏众表示，中国目前实行的财税体制，已经造成了极大的收入不平衡现象，地方大部分的财政和税收收入都被上缴中央，为了扩充财政，地方只能更多地通过各种手段扩充收入，居民和企业就此成为收入分配体制的牺牲品。中央聚集的社会财富，大部分被用于大规模的投资以拉动经济的增长。这一模式，被研究收入分配改革的有关专家们称为是不可持续的病态发展惯性。

全国人大财经委和民盟中央的收入分配改革调研报告均表示，要通过改革税制、加大财政支付转移等手段将更多的社会财富留在地方和企业，以调动地方政府推进社保和企业涨工资的积极性。这一被大胆提及的建议，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中央财税体制改革目前尚不得而知。

此外，国企也成为这场收入分配改革局中的关键部分。在魏众看来，由于体制的问题，以央企为代表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在一些行业中以基地的成本获得了社会的资源，但是却没有惠及普通居民。魏众说，“这是目前中国存在的最大的收入分配不公平。”参与收入分配改革的专家建议，应该加大央企红利上缴比例，同时限制垄断行业领导和员工的高工资、高福利。

2006年间，在国家发改委拿出的收入分配改革草案中曾提出，将央企上缴利润比例逐步提高至50%，但由于国资委方面的竭力反对，最终流产。不过，此后国资委出台了针对央企高管的“限薪令”。但在提高央企上缴红利等最为关键领域的改革，却一直停滞不前。

在社会保障领域，过去几年间，相关部委一直在完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社保的范围也在不断扩大，社保待遇也在不断提高。

不过，这些对于提高普通居民收入所起到的作用十分有限。居民收入差距依然不断扩大。魏众表示，如果不能限制垄断行业高工资，不能切实提高居民收入，仅仅从社保方面入手，根本解决不了收入分配不公平的问题。

在业内专家看来，工资增长机制是收入分配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但也是政府较难解决的问题。全国工商联前不久也向国务院提交了一份关于收入分配改革的调研报告。据悉，该报告建议，需要进一步降低民营企业税负。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和民盟中央的报告中也有类似的建议，民盟中央人士说，“降低对民营企业的税收能够促进企业员工的工资增长。如果企业的利润都交给政府了，企业怎么可能还主动给员工涨工资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建议，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尽快建立起工会性质的劳资协商谈判机制。人保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则建议，应该建立起一套工资增长与当地GDP和CPI等经济数据挂钩的增长机制。

事实上，上述涉及收入分配改革的三大核心问题。早在十年前，就已经在政策层面深入研究。今年5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华建敏在全国人大财经委收入分配改革调研座谈会上说，目前谈到的问题，和十年前研究的基本一样。华建敏十年前曾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当时他直接组织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研究和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