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新突破。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世界可能进入创新集聚爆发和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时期，绿色发展成为一大趋势。不少发达国家在应对危机中提出“绿色新政”，制定未来发展战略，大幅增加研发投入，支持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等领域创新发展。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正在兴起，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有些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把握趋势、应对得当，就可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否则，就会贻误时机，难以实现赶超，甚至陷于被动和落后。

    三是国际治理结构出现新调整。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结构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通过改进和完善已有架构，形成一个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已成为各方共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调整已经实施或正在推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有所增强。各国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与博弈强化，牵动着国际关系调整演变和国际力量分化组合。如何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趋利避害，有所作为，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

（二）国内环境的新特征

   “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我们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但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发展的环境和条件继续发生新变化。

    一是经济社会结构变化呈现新特点。２００９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３７００美元，２０１０年有望超过４０００美元，“十二五”期间将向更高水平迈进。国际经验表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３０００美元向１００００美元提升的阶段，既是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发达国家迈进的重要阶段，又是矛盾增多、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对我国而言，在这个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继续提高，消费结构将持续升级，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也将随之调整变化，带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为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在快速增长变动中，经济结构升级的约束增多，社会结构平衡的难度加大，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亟待加强和改善社会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