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第二代”(2)

住房是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们最大的困扰。为了节约房租，很多农民工几家人合租一间屋子，在床边拉一道帘子，保留最底线的隐私。

何爱萍和她的老乡每天早上背着装了擦鞋工具的箱子，走20来分钟的路到车公庙摆摊，有活儿干的时候干活，没活儿的时候和老乡家长里短地聊天，或者干脆默不作声坐着。下午四五点她们收摊回家，到上沙附近的菜场买点菜回去做晚饭。

何爱萍还有一个女儿，留在老家的镇上念书。她从来没想过要把女儿带到深圳上学，高昂的借读费对于她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她不知道深圳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局可以为外来农民工提供就业指导和职业介绍，更没想过自己能不能像城里人一样买社会保险，“挣这么一点钱，花都不够花，还买什么保险。”

当被问到在这个城市生活了五年，觉得自己是不是深圳人时，何爱萍大笑：“怎么会是深圳人呢？区别好大呀，深圳人早上起来跳舞，晚上吃了饭还跳舞，我们一起来就搬箱子，哪里是深圳人！”

“想留在深圳吗？”

“想啊，想留在深圳擦一辈子的鞋。”何爱萍说。

何爱萍承认，现在回老家有点不习惯了。老家夏天很热，冬天很冷，没有自来水，用水要去河里担。有一次何爱萍想冲凉，又嫌担回来的水不干净，有泥腥味儿。

对何爱萍来说，老家的好处是空气清新，住得舒服，她家盖了一栋两层小楼。最重要的是在老家不受气，不会被瞧不起。她老公一烦起来就说：“回家！回家！”

除了生活上的不习惯，回老家最大的不好是挣不到钱。何爱萍擦鞋每个月能挣千把块钱，相当于在老家种一年地的收入。她出来五年，只回去过了一个春节，一年到头挣不了多少钱，舍不得花在路上。

都市望乡人

何爱萍回老家已经无地可种。

她家分得的田地大部分被队里收回，承包给别人养螃蟹。承包的收入归大队，何爱萍不用再向队里交钱，以前每亩地需要给大队交两三百块。

剩下的几分田，70多岁的婆婆种了些蔬菜，基本能自给自足。

村民们不再像十几年前一样安于种地种菜，要不出去打工，要不承包田地做养殖。何爱萍居住的村子里，大部分田都被收走承包出去养螃蟹，养黄鳝。养殖业像赌博一样，风险很大，有时赚得很多，有时亏得很厉害。

村子里很少能见到像何爱萍这样年纪的人，留守的不是高龄的老人，就是年幼的孩子。青壮年一般都出去打工，学龄儿童一般被送到县城或镇上念书，因为村里读书的条件很差。有些人常年在外打工不回家，屋门前长满了草。何爱萍家门口的草据说长了足足有一米高。

刘开明6月份做调研时考察了福建的9个村子，他看到那里田园荒芜，人烟稀少。有一个村的户籍人口300多人，常年居住的只有7个女性、5个男性，全都在60岁以上。到了晚上狗叫声特别清脆，给人一种恐怖的感觉。

有一个户籍人口2000多人的村子，只有一个村小学，6个老师，10个学生，大部分孩子都去邻近的镇上念书。

福建这些村子的田地大都被用来种植烟草等经济作物，青壮年出去打工了，经常能看到80多岁的老人下田种地。

这种废弃的景象被几个意大利记者关注到，他们打算选一个典型的村庄，拍一组专题照片，名叫“被抛弃的农村”。

在刘开明看来，这是城市化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在发达国家，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10%左右，在中国，依然有超过50%的人口居住在乡下。

源源不断背井离乡到城市务工的农民，与城市格格不入，又回不到荒弃的农村，刘开明认为这是政府的问题，也是一个悲剧性的问题。“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连续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GDP年平均增长超过6%，所有的国民都应该有体面的生活，不应该贫富悬殊这么大”，刘开明说，“要改善农民工的境遇，中国需要改革两个制度，一个是打破城乡二元体制的户籍制度，另一个就是给予农民充足的财产处置权，让他们可以拥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自由出租或者出售，这个收入能帮助他们降低在城市的生活成本。”

• · 深圳规定“裸官”禁止担任正职 　|　 2009-11-26
• · 深圳35亿元扶植电子商务产业 　|　 2009-11-20
• · 深圳房贷政策对外宣称未变实则悄然收紧 　|　 2009-11-19
• · 深圳两个产权交易所同时挂牌成立 　|　 2009-11-18
• · 国产首条8.5代液晶面板生产线项目今日启动 　|　 2009-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