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邵与小邵

温州的海螺集团门口，早上9点。

“找哪位？”

“邵总。”

“老邵，还是小邵？”

“小邵。”

“他昨晚工作到12点多才回家，今天还是这么早来了公司。”

门卫对本报记者说的 “老邵”，是指海螺集团董事长邵奇星，“小邵”则是邵奇星之子邵少卿。资料显示，海螺集团组建于1991年，现在拥有制伞、生物制品、调味品三大主导产业，是浙江省“五个一批”重点骨干企业。

邵少卿的办公室位于二楼，门口指示牌为“总经理”，而他的名片身份是集团下属十大公司之一的浙江豪普森生物识别应用有限公司的 “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于2005年10月组建，主要生产指纹保险箱、指纹门锁等。

今年26岁的邵少卿，高考后去英国留学，主修工商管理、选修心理学。2007年学成回国后，他先在集团下属置业公司做一名二手房业务员；接着去调味品公司做一个生产工人，半年下来他晒黑了不少；随后回到集团的人力资源处。2008年底，他开始执掌浙江豪普森生物识别应用有限公司。

作为家里的独生子，邵少卿将来一定是要接班的。父亲也有意创造一个宽松的空间，培养他成为公司的接班人。“我对实业比较感兴趣，”邵少卿说，这与他的家庭环境有关，父亲经常和朋友在家里谈生意，也经常在餐桌上谈及生意上的事情，让他从小就对经商耳濡目染。

父亲经常对邵少卿说：“你受过高等教育，有很多新理念，想法和思路跟我不同，你应该放手去做。如果错了，我们一起探讨失败的原因，以后避免。”只要在原则上没有出现大的失误，父亲都会考虑让邵少卿亲自去试。按照自己的思维做事，成功或者失败了，他们都会从中思考，得到经验。

邵少卿坦言，承接父亲基业的压力很大，最大欠缺是实践管理经验不够。事实上，邵少卿的另外一个压力，还来自环境的极大变化。他说，他周边一些高中同学，家里环境和他相当。当年意气风发、读书考试很好，然而现在变得没激情了，因为感觉没值得追求的。

如今，邵少卿很关注集团的战略问题，“我要学会的是把握大方向，具体事情可由职业经理人去做，而且他们一定比我干得要好”。他说，昨晚他们开了一个“战略会议”，对今后5-10年产业发展进行分析。“今后要成为控股集团，”他说，除了各产业要做强做大外，集团对第三产业颇感兴趣，“并不能说传统产业不好，也不一定就要发展高新产业，肯德基不就是卖鸡吗，为什么他们能做好。”

与一些“富二代”炒楼、炒股不同，邵少卿更希望把企业做成上市公司，让别人去买他企业的股票。“我希望到时，厂里每个人都能像我一样开上宝马，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

从理想到务实

今年才28岁的廖新颖，白头发已增多了不少。他说，来上海执掌锡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后，得到更多的是充实和责任。

2006年初，廖新颖从加拿大留学回国，进入家族企业温州新丰集团。作为家族企业接班人，新官上任的廖新颖，在企业内部推行包括整肃公司纪律、人事制度、工作考核等一系列改革，结果遭遇了滑铁卢；他招聘的一批大学生一年之后也相继离开。

两年后，感受到挫折的廖新颖，以“眼界太狭窄，还需要锻炼”为由，单身来到上海。他说，在家族企业里，哪怕是副总，对你也不敢有太高要求。既然这样，还是要到江湖里闯一闯，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廖新颖的父亲、新丰集团董事长廖存良对儿子的评价是：太理想化，是他进入公司后的毛病之一。“廖新颖可能觉得公司要像电影、电视里那样一片忙忙碌碌才对。但在我看来，只要你做好本职工作也就可以了。也许他想的那样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我在的时候，公司的老人是不会让他动的。”

在上海，廖新颖认识了一批从事资本和实业的年轻朋友，通过这关系进入金茂大厦的某资产管理公司，从事项目组织、股票投资等工作，成为一名忙碌的上海白领，“那时的感觉非常不错”。

然而，半年时间后，廖新颖辞职了。“资本不能创造价值，”他颇有点心灰意冷地说，资本市场是个“大赌局”，最后亏钱的还是老百姓，还是做实业比较踏实。

2009年，新丰集团进入环保产业，在上海松江筹建锡尔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是廖新颖成为该公司负责人。迄今该公司已运营半年，业务额已做到1000万元。他说，要把这企业打造成为“中国工业废气的治理专家”。

廖新颖说，如今他们身上背负的压力和父亲不同。当时只要胆子大一些、吃苦耐劳一些，就比较容易成功创业，不怕产品卖不出去、不怕招不到工人。如今的多数创业者，面对产能过剩压力，他们不仅担忧产品卖不出去，更害怕招不到员工，甚至像富士康那样的跳楼事件。

“实业环境太恶劣，做企业太难了。”廖新颖感叹说，中央很多政策意图是好的，但地方企业的生存环境还是很艰难——一些地方高达每亩数百万元的工业用地，迫使企业只能忙于外迁；知识产权保护还是不力；税收、消防等各环节关系都需要照顾，“这些搞得我头都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