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社科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立勋认为，和几年前相比，这次深圳行政体制改革推进得很快，在于手中有尚方宝剑。“一直以来深圳都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现在中央给了深圳‘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帽子，意味着非经济领域的改革深圳也要做试验。”

“深圳的大部制改革不同于顺德和珠海，核心内容是将行政权——三权里的一权，分解成行政、决策和监督三个部分，打破过去集运动员和裁判员于一身的管理格局。”杨立勋说。

在建立特区30周年之际，温家宝在深圳发表的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引发了震撼效应，人们的目光再次聚焦深圳。

行政权力“三分”

对于深圳大部制改革，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特区问题研究专家黄卫平认为，其实是“深圳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经济改革的基础上，试图主动引导行政体制改革进程，并事实上成为中国地方政府探索行政体制改革的‘火力侦察点’。”

一年前的深圳行政机构改革，46个政府工作部门减为31个，减少近1/3。

按照改革方案的设计，深圳机构改革的核心，是对行政权力“三分”，设置委、局、办三类机构。其中“委”是决策部门，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并监督执行的大部门；“局”是执行部门，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办”是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委”、“局”之间最终将形成“行政合同制”，以此来考察绩效，实现行政权力间的相互制约。对此进行监督的“监督”部门，则是纪检、监察、审计等部门。

深圳大部制改革的主要“操刀者”之一、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王敏表示认为，深圳此次“大部制改革主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职能界定，就是合理界定政府的职能，政府不该管的事情要坚决拿掉；二是合理调整设计政府工作流程”。

然而，这样的改革方式依然困难重重。据参与深圳“大部制”改革方案编制的深圳市编办有关人士介绍，最大的阻力是来自现行的制度性规定。在取消一些行政审批职能、调整转移一些职能的时候，遇到了上位法的问题。如果是深圳市的条例，可以自行调整和修改；但如果是国家和广东省的规定，只能向上报告。这就导致在一定的时间内改革后的做法和上位法相冲突。

此外，关于深圳“大部制”与顺德“大部制”的异同问题，深圳市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深圳作为一个特大型城市，与顺德的“大部制”改革是不同的概念，二者不具备可比性。

比如，党政放在一起在顺德是可行的，但深圳如果直接套用“党政合一”模式，在机构上可能是精简了，但在很多具体社会事务上一点缓冲的余地都没有，对于深圳这样的特大城市是不合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