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言咏 张然 陈勇 温淑萍 家，那是一个梦想的地方，一个温暖值得停留的地方，一个经历喧嚣和痛苦后的唯一归属，过年回家也是中国这个古老民族对自己固有文化的坚守，但这么多年，为什么归家的旅程总是那么遥远和艰辛……

返乡

小井和衣而卧，躺在北京西站中转签字/退票大厅的一个窗口下，身下是从自家带来的小毛毯。

她穿着一件紫色发亮的羽绒服，拉链一直拉到头儿抵住下巴；头上红白相间的毛线帽子拉得很低，在羽绒服和帽子之间露出微薄的嘴唇。她双手打着八字麻花，紧紧地放在胸前，生怕热气跑出来。

“整整提前一天就来了，所以能排上第一个。”小井说。

小井想买1月30日去黑龙江讷河的票。26日早上9点开始放票，她整整提前了一天，25日上午9点来到了北京西站，为了确保在熬夜大军中排第一。

小井老家在黑龙江省讷河下面的一个小村庄。她今年28岁，来北京七八年了，目前在一家做收藏品销售的私营企业做电话销售，底薪加提成每月平均收入3000元左右。丈夫王川是同乡，在百度推广做销售，每个月1000元保底。2005年女儿出生后他们曾短暂地回过老家，终因那儿挣钱少而重新南下。

她两年没回过家了，今年攒下些钱，打算带一两千块钱的东西回去看看老人。“平时没时间，也舍不得，春节真想回家。”

2011年春运在1月19日拉开帷幕。之后40天里，整个中国，大约有1.5亿像小井这样的农民工奔波在回家的路上，比一个世纪以来从欧洲移民到美国的总人口的3倍还多。

这段时间的火车站，是一个城市中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北京西站对面的街上，卖火烧、炒饼、水饺的排成一排。老板说，春运的营业额是平常的3倍。天桥拐角处藏着一位卖凳子的中年妇女，她每年春运都过来卖凳子，高峰期一天能卖出200张。

北京西站的南广场里，坐着、躺着无数等待回家的人。一名流浪汉抱怨他们的窝被占了，“不过春运期间的收入却是平常的两倍，饮料瓶、塑料罐多了很多。”

一对来自甘肃天水清水县的姐弟，已经是第三天出现在买票排队的长龙里了。弟弟姚峰在北京做油漆工，姐姐姚兰在公司食堂负责煮饭，两个人工资加起来每月4500元左右。姚峰去年10月刚当上父亲，但他却从未见过自己的孩子，只是手机里有一张妻子发过来的照片。襁褓之中等待他回去取名的儿子是他连排三宿买票的动力。从北京到姚峰的家乡要30余小时，除了火车，还要辗转几次汽车。孩子出生后他曾寄回去5000块钱，这一次，他打算把打工攒下的几万块钱都带回家里。

有很多黄牛向姚峰兜售票务，有的甚至表示，只要去西站南广场上的旅馆里花200元住上一宿，另外再加100元好处费，即可买到去任何地方的车票。姚峰没理会那些人，他担心受骗，但主要是，“加价300元实在太贵，无法承受。”

来自江西修水县的李丰整整排了一天，在他几乎准备放弃时，拿到了一张临时客车的退票——从南昌转车，路上要20多个小时。他在门头沟一家彩钢厂做电焊工，一个月收入3000元左右。这是他第一次来北京打工，出来一年多没有回过家。这次回家前他去王府井买了两袋烤鸭、3袋果脯，花300多块钱；他还特意坐地铁去了天安门，花10块钱照了张相，带回去给女儿看，和她说说北京的故事。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像李丰这么幸运地拿到票。小井表示，万一排不上，她考虑买高价票，但最高只能承受100块的加价。“实在不行，就大年初一再回去。”

有些人干脆选择坐长途大巴，或者与老乡一起拼车回去，事故时有发生，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1月21日，一辆从广东开往贵州安顺的大巴在贵阳环城高速上因连环追尾侧翻，7死25伤，车内大部分是在广东打工的安顺人。每年，这样的回家惨剧都不鲜见。

铁路的成本

在小井们连夜排队买票的时候，北京西站的党委副书记宋建国也连轴转了一段日子。

在熙熙攘攘的进站厅里，他手持喇叭，身子转着圆圈，嘴里沙哑地吆喝着：“快些散开，不要聚集，拿好行李……”

10分钟后，回到办公室，他不停地喝水，吃润喉糖，声音依旧沙哑。

从去年11月起，北京西站开始为春运做准备，宋建国就减少了回家的次数，而这段时间，他已经不回家了。“春运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场战役。”

今年春运期间，整个中国的客流量将达到28.5亿人次，比上年增长11.6%。其中，预计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3亿人，同比增长12.5%。

火车是农民工返乡时选择的主要交通工具。多年来顽疾一般的“一票难求”现象让铁路部门在春运时身处风口浪尖。

北京西站在春运开始前已经把隔离带、LED显示屏维修或更换一新。隔离带是向公安部门借的，春运之后还给人家。西客站为春运做了两三次演练，把演练过程制作成了光盘，员工人手一份，万一发生大面积晚点，员工都应知道该出现在哪个位置，如何处理。

西客站站内增开了售票厅、购票窗口和临时候车区。新增售票人员从机关干部、后勤人员中抽调上来，进行一个月集中培训后上岗。宋建国指着售票窗口里坐着一位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售票员说：“他是工程师，现在没办法，也得卖票。”

即便这样，售票的人手还是不够，只能把原来的“三班倒”改为“两班倒”。

目前全国共有客运列车不到4000辆，平时开行3000多辆，剩下几百余辆作为检修、发生故障或者应急事故时的预留车。春运期间这些备用车基本都用于增开。

在宋建国看来，运能和需求之间始终是一个矛盾，春运是短期集中使用资源，如果运力不紧张了，平时必然形成浪费。

铁路部门目前采取“加跑”和“套跑”的方式让列车“加班加点”。比如，以前长春到北京的车，走一夜天亮到北京，入库检修，晚上进站台，返回长春。现在早上到北京后，停一个多小时马上开回长春。“套跑”则是，北京到哈尔滨一个往返时间不够，那就“套跑”一个沈阳，从沈阳回北京。

为了应对农民工这种“钟摆式”的移民，节前全国的列车都来支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区，节后支援四川、湖南、安徽、东北等地区。

不过，好像出现了一些改观的希望，铁道部副部长王志国1月15日说，“十二五”末期，随着铁路的建设发展，一票难求的情况将从根本上改观，或者说将成为历史。

但对农民工来说，“高铁时代”也意味着更高的回家成本。随着中国铁路大面积提速，“绿皮车”在2010年逐步绝迹，农民工已经“被高价”了一次。

1月12日，上海至成都的动车首发，票价1035元的软卧随到随买，501元的坐席稍有紧张。与此同时，等待返乡的四川民工依然在上海火车站北广场连夜排队，希望买到回成都的普通列车车票，硬座票价257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