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天上午的情形是市场蔬菜交易的常态,不过,今年的蔬菜行情委实不好。山东菜农亏本自杀的消息,一直在新发地批发市场快速流传着,搞批发的菜商们演绎着不同的版本,以此证明这买卖的艰难。
而就在这一天,从江苏运过来的0.07元一斤的卷心菜,经过新发地批发市场,最终在北京通双里农贸市场以0.6元的价格售出。
辗转与增值
菜商李学礼的卷心菜是从江苏沛县运来的,当天一进场,他就感到大势不妙。虽然卷心菜大货车比往日少了些,但市场预期还是糟糕得很。今年,菜农的日子肯定是不好过的,在沛县,种卷心菜的农户,现在卖一斤平均只落0.07元,要亏一毛多钱。他听说,山东等地的菜农,为了赶着运走地里的菜好抢种下一季蔬菜,卷心菜已经免费赠送了,去贩运的菜商们只要肯支付装运费和包装费,就能拉走一车车的菜。“两毛二,赶紧出货。”李学礼飞快点着计算器,“这趟菜,将运输成本和路上的损耗算进去,每斤要卖到两毛三才能回本,可你看,卖不上价钱。”
李学礼这一车卷心菜,大概是1.9万斤,其中,雇车花了3300元,这是实实在在的运输成本,一分钱都省不下来。这算下来,一斤卷心菜,其中的物流成本,大概占到了0.13元左右。这次还很走运,一路顺风顺水,没挨罚、没堵车,如果稍微不顺,成本还要增加。经过10个小时的昼夜兼程,李学礼的车驶进了新发地批发市场的大门。
下午两点一刻,雷俊辉沿着一字排开的卷心菜车看了过来,一边仔细观察着菜的成色,一边问着价格,相互比较着。一轮过后,在李学礼的车厢前停了下来。“老板,我们都赔着钱卖哩,你还要便宜多少?”“现在就这行情嘛,对不对!”
几个月前,雷俊辉从叔叔手里接手了货车,正式开始了蔬菜配送生意,如今也是新发地的老主顾了。作为二级批发商,雷俊辉要完成的,是从新发地市场到位于朝阳区东坝中路的东五环综合批发市场。
几轮过后,1000多斤菜过磅,陆续装入了雷俊辉的时代轻卡厢式货车,雷俊辉将菜码放得整整齐齐。他每天晚上都要忙到九十点钟,第二天凌晨两点便又起床。而凌晨两点到早晨8点,是蔬菜批发最活跃的时候,远近各个社区菜市场的零售摊商们会到东五环综合批发市场,从他们手里批发当天要卖的蔬菜。
雷俊辉的厢式货车是河北牌照,挂靠着某一运输公司。虽然有了北京市区的通行证,但只允许早上零点到六点进入五环,这与雷俊辉的生意恰好不合拍。白天进市区,就是违法通行,但没办法,生意还得照做,雷俊辉每天掐好了时间上路。中午12点一过,他会从东五环综合批发市场出发,经由东五环和南四环路等,一路不停歇,赶到新发地批发市场采购,一般要采购四五种蔬菜。
出新发地市场的大门,每次要交纳20元的过门费,而油费一个来回差不多是100块钱。回去时必须挨到下午5点半之后。他说:“这时候,交警下班了,他们被抓到的几率会小很多。”
当然不会每次都“顺利”。前两个星期,雷俊辉就被抓了现行,遇到交警后慌不择路,驶上了禁行道,结果“数罪并罚”,一下子被罚了800元,这让他懊恼了很久。被罚款一次,等于好几天的生意白做了。
在东五环综合批发市场,雷俊辉还需要交纳每月1200元的车位费,这同时也是他们的摊位费。每天将车停靠在这里后,打开厢式货车的后盖,将成捆的蔬菜卸下来,就地便成了一个摊档。
第二天的4月28日上午10点多,忙碌了一个早晨的雷俊辉终于有了喘息的机会,吃上了早饭。昨日从新发地买的菜已经批出去大半儿了,卷心菜两毛钱进货,大部分以0.32元的价格卖出,芹菜0.28元进货,大部分以0.4元卖出。这个行市不算好也不算赖,雷俊辉整理着剩下的菜,中午一到,他又要上路了,前往新发地,一路还要和交警玩猫鼠游戏。
这一天,卷心菜又从东五环综合批发市场被运到朝阳区双桥路上的通双里农贸市场,卷心菜卖到0.6元钱以上,芹菜卖到了0.7元钱,而如果在市中心的农贸市场,这个价格更高。这就是蔬菜在北京的最终销售价格了。
供应链与话语权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来自北京本地的蔬菜比较少,有些来自天津和河北保定等地的蔬菜,所占的比例也不大。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的蔬菜收获时令还没有到来,而另一方面,北京本地蔬菜的供应,近几年来一直在萎缩。
新发地农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玉玺之前就表示,过去主要为北京市民供菜的石景山、朝阳、丰台等地的菜地面积已从17万亩缩减至1万亩以下,目前北京市民吃的蔬菜只有约10%来自本地,其他主要来自山东、河北、辽宁等地。相对而言,上海市的蔬菜自给率较高,达到55%左右。
从产地沛县到通双里农贸市场,卷心菜从农户手里,经过了长途贩运、市内配送、二级批发到农贸市场,经历了几个环节的流通,价格从0.07元钱到0.6元多钱,翻了近10倍,显然,真正种植蔬菜的农民,在这个供应链条中最为弱势,他们不得不面对市场的残酷现实:每卖出一斤卷心菜,就要赔1毛多。
日前,商务部副部长傅自应针对当前“菜贱伤农”问题表示,正与农业部门一起努力做好农商结合和协调,给农民传递好信息,真正把终端的农产品价格带来的好处落实到农民的身上。
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王东阳告诉记者,这主要还是中国这个农产品产业链中各个环节实力悬殊,产业链上利润分配不合理。超市等零售终端有话语权,当农民菜价上涨,批发、零售价格马上会涨,但农民菜价下降,零售价格就没那么快反应了,总是迟缓,即便下降,幅度相比农民那部分会很小。这就导致零售终端菜价居高不下。
从新发地开始的市内配送和终端销售,蔬菜的价格在成倍翻番,最终形成了“产地很便宜、市场并不低”的菜价水平。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部长刘通认为,最主要的因素,还是经销商的生存成本和运营成本一直在增加。
刘通说,无论是配送环节,还是零售环节,蔬菜经销商大部分都是外地在京务工人员,如今在吃穿住用各个方面,生活成本全面上涨。此外,再加上保养车辆的成本、进入市场的摊位费和管理费等,都一直处于上涨的趋势中。作为中间商,他们只能将这些成本折在菜价里。
雷俊辉和妻子童安梅都是河南南阳人,如今,1岁多的孩子还在老家,由父母看护,说起孩子,童安梅心生无奈。他想接孩子来一起住,但他们又忙得顾不上照顾他,如果将父母一起接过来,意味着生活成本要增加很多。童安梅认为,在市内的配送,他们加价的空间并不大,因为竞争其实很激烈,他们的价格稍微加高些,就又可能流失很多客户。
事实上,只要存在逐级批发的流通环节,蔬菜的成本上涨就无法避免。王东阳说,商务部和农业部也一直在鼓励农产品减少流通环节,比如产销对接,农超对接。北京市也有很多企业和超市在实施,但还没有成为市场主流。
而针对“菜贱伤农”的问题,王东阳提出的解决办法是:第一,政府部门应加强农产品价格预警、农情监测工作。对一个时期内当地各种农产品的种植、供应做监测,避免农民盲目集中种植一些农产品,导致供应过多,价格过低;第二是对产业链进行重构,使农民这一端强大起来,成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具备与批发企业或超市讨价还价的能力。
最后一公里难题
蔬菜配送的车辆通行,是横亘在蔬菜物流中的又一障碍。随着北京城市规模的扩大,人口和车辆几乎在同时增长,城区鲜活农产品的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的通达问题,也影响着蔬菜价格的形成,构成了一部分成本。
在城市配送问题上,上海和北京曾经互为参照,有过相似的经历。2009年,上海和北京在应对货运车辆城区通行方面,都出台了有广泛影响的政策。其中,上海市放宽轻型封闭式货车和厢式货车进城的条件,厢式货车从此被纳入了城市物流车型,轻客外形的整体式厢式货车,也终于可以大摇大摆地公开上路。同一年,有消息称,北京会随之跟进出台类似的规定。可事实却是,北京在当年不但没有放开货车通行,反而变得更加严厉。
2009年,《北京市道路运输条例》由北京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并从当年12月1日起施行。也就是从那时起,北京开始对全天通行的货运车辆的车型、外观等进行限制,并对城市中心区可以全天通行的货车总量进行控制。提出要引导城市货运向夜运为主、昼运为辅的配送方式转变。
限制货车通行的结果是:现有物流配送能力无法真正满足不断增长的货运需求。像雷俊辉这样的蔬菜批发商,夜间上路无法满足配送需要。在这样的供需矛盾下,客运面包车载货大行其道,城市配送呈现复杂而扭曲的产业生态。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穿梭在市场里采购蔬菜的车辆,绝大部分是拆掉座椅后的面包车。按规定,这样的车辆必须向道路运输管理部门提出办理道路运输业务的申请,在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后方可从事道路运输经营。
而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些“变身”的面包车都没有办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属于无证运营的黑车。在双重管理的交通体制下,北京市的运管部门核发营运资质证、交警部门核发通行证。针对这样的面包车,交警部门罚的是拆座位和客货混装,一般罚200元。运管部门罚的是没有运营证,动辄上万。
4月1日起,北京市地方标准《城市中心区货运汽车营运技术要求》开始实施。北京市交通委运输管理局开始组织开展城市中心区药品运输保障试点工作,共有8户药品配送企业、119辆专业配送车辆已经开始试点运营,但针对蔬菜等农产品的城市配送车辆,还没有开始实施。进入4月后,货车进入五环内仍需要交管部门核发证件持证通行,并且早晚高峰依然禁行。符合要求的货车,并不意味着可以在城区随意行驶。即使是纳入城市中心区配送体系的达标车辆,也需持交管部门核发的证件在规定的时段内通行,无证车辆的通行时间是0时至6时。
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统计部部长刘通说,北京市将要指定车型,贴专用标志用于蔬菜等农产品的配送。而在过渡期内,交警部门也对“客货混装”等蔬菜运输车辆,放松了执法检查。北京城区的货车通行死结,或许会迎来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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