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保持宏观经济环境的稳定，防止出现大的动荡。

首先，要将通胀率控制在可承受的水平。08年我国曾出现了CPI 8%的增幅，而09 和2010两年又投放了18万亿左右的银行贷款，通胀的势能很大。近一二年必须要高度关注粮食等食品类价格、石油用品类价格、市政服务类价格，在外界环境不明朗时，切忌侥幸搞价格闯关，当前并不是价格全面改革的最佳时机。 

其次，要高度关注就业状况。与美国贸易战一旦打响，一部分出口加工产业势必面临滞销和停工压力，直接影响到产业工人的就业。在制订财政预算时，要提前作出考虑，可在对出口加工企业的退税和补贴方面提前做出些安排。

三是要高度关注股市的变化。随着国际游资的集聚，香港和国内股指已经开始逐步攀升。这种攀升有着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旦美元重拾升值轨迹，美元汇率和利率都将提升，而人民币升值也就不再成为主题，届时国际游资自然获利撤离，如果再借助股指期货等做空机制放大盈利倍数，则股市的跌幅将会较为剧烈，自然对整个社会带来较大冲击。因此，对股市的综合管理应该未雨绸缪，以免酿成大的事件。 

2、继续扩大内需占比，强化相关制度性建设。一是财政政策要继续在带动农村消费市场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二是城镇消费金融体系的建设。

3、主动调整国际金融资产结构，减少可预见的损失。

未来两年，美元将处于低利率和贬值周期，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必将形成一定的相对损失，对于我们25000亿的外汇储备来说，应提前做好应对。此问题处理不好，最终也会演化为社会问题。有三个选择可以考虑：一是可逐步增持欧元资产。二是石油储备的购置和石油期货的投资。石油及其交易商品可看作是美元下跌的一种对冲工具。我国原油储备的建立应加大力度，将一部分美元外汇储备提早转换成石油储备，有利无害。三是进一步发挥中投和外向型企业的作用，以实体经济和战略资源投资作为金融投资的必要补充。可考虑以某种制度安排，将一部分外汇储备进一步向中投公司和有能力走出去的大企业分散，参与境外优质实体企业和战略性资源的投资，缓解我国外汇储备的金融投资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庄家的尴尬。 

三、中国如何在国际上引领舆论焦点

当今世界，一旦被美国锁定为“头号对手”，就势必要面对多国的联合施压，道义上处于下风。无论人民币汇率问题还是地缘政治问题，盖莫如是。摆脱之道是开辟新的舆论战场，以更高的视野和观点引领国际舆论焦点，从而跳出对方所设定的论点和语境范围，摆脱重重包围。上一次G20会议上，中国政府所抛出的“超主权货币”的观点，使得我国处于有利的论战地位，即是最好的例证。 

将于11月在韩国召开的G20会议，人民币升值的问题将面临新的考验。由于世界主要国家货币都已经对美元升值，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就不仅仅是中美问题，很容易演化成中国和多国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多国论战的焦点。我国领导人应提出几条高屋建瓴的倡议，引领国际舆论导向，既对全球货币体系的重构指明方向，又有效淡化人民币议题的影响。 

我国可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倡议： 

1、以制度形式确立多元国际储备货币，建立多元本位制。

可按照在国际贸易往来的占比，确立三到四个货币为国际储备货币，按重要程度排序应该是美元、欧元、人民币（必要时可包括日元）。 

2、核心储备货币之间采用固定汇率制。

美元、欧元、人民币（以及日元）之间采用相对固定的汇率机制，一定期限内、在一定幅度内汇率相对固定，必要时可阶段性的予以调整。核心储备货币之间汇率相对固定，会使得全球的汇率基本处于稳定状态。 

3、确立各主权国家共同参照的货币发行原则。 

我国可以发起“北京议定书”，先提出一个标准，邀请各国家来讨论，逐步取得全球的共识，制定共同的货币发行原则。 

4、“量化宽松”政策应坚决退出。

不可否认，金融危机来临时，“量化宽松”政策有稳定市场信心、缓解流动性压力等积极意义。但当危机企稳以后仍继续实施，并且是针对全球本位币—美元继续实施，就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全球纷纷效仿，必然导致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下一轮金融危机提前爆发。因此，此条倡议是推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建设的必要前提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