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产与增收背后的隐忧

“十一五”期间，我国何以实现粮食连年增产和农民连年增收的目标？农业官员和农业专家一致认为最近几年良好的“三农”政策是“助推器”。

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从2006年起，政府就在全国范围取消了农业税、牧业税、农业特产税和牲畜屠宰税，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就此终结。

紧接着，2007年，农村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上学不用交纳学杂费了。2008年，全国农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和医疗救助制度；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正式启动，农民看病贵、养老难的负担也大大减轻。

中央一方面在大力减轻农民负担，另一方面也在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力度。“十一五”期间，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将“三农”作为“一号文件”的主题。财政支农投入也是“总量持续增加、比例稳步提高”。根据农业部提供的数据，2006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是3397亿元， 2007年是4318亿元， 2008年是5625亿元，2009年是7253亿元，2010年上升至8183.4亿元，如此同时，地方财政支农投入也在不断增加。

在中央除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外，农民还能享受农资综合直补。与此同时，稻谷、小麦最低收购价逐步提高。被称为“托市”的最价收购政策，直接稳定着我国粮食市场走势。使得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提高了，市场预期稳定了，种粮收益增加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关注“十一五”我国“三农”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一些官员和专家也看到了一些发展中出现的问题。

在粮食生产方面，官员和专家们都表示，中国粮食在未来的缺口逐步扩大，而粮食增产的难度也越来越大，特别是由于很多农民认为种粮与外出打工的比较效益差距太大，现在大批青壮年农民弃农从工，很多农村出现减少种粮面积和农地撂荒现象，这些都将会加大未来我国粮食供需总量平衡和市场调控难度。

官员和专家们对农民收入的担忧是，尽管农民收入逐年提高，但是跟城市居民相比，差距却得逐步拉大。还有现在农民增收越发艰难，甚至出现造成农业增产不增收的情况。

按照官方公开的数据，城乡居民跟农民收入比3.33：1，但是，事实上，事实上，如果考虑到城镇居民所享有的教育、住房、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作为福利的隐性收入成分和上报农民收入中的虚报成分，城市居民跟农民收入差距远不止3倍多。农业部的一位官员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账，2009年农民收入是5153元，但是城里居民17150元，跟农民收入相比，减掉农民收入，城里人可支配收入超过农民收入12022元。

3个多农民的收入才能等一个城市居民的收入，为什么出现这样现象？

从政策大环境来分析，主要是城乡之间二元结构造成的。城乡之间二元结构一方面造成了城乡产品交换不平等，另一方面造成了城乡要素交换的不平等。产品交换不平等表现在，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低粮价政策，农民卖粮食、农产品价格偏低，而城市工业品价格偏高；要素交换不平等表现在，农民的土地、农村的土地，被政府征占用以后，一旦变成建设用地，就是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中间有巨大的利益优势，而这些恰恰是农民享受不到的。

如果仅仅从国家最近几年财政支农的力度来看，总量是持续增加、比例在稳步提高，但是与对城市的投入相比较，政策支农的力度显然并不大。这也就明显造成城乡收入、公共基础设施差距扩大，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相比能够享受到的公共服务也太少。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学院副院长郑风田表示，城乡二元制度就像一个大的抽水机系统，使得农村宝贵的人力、物力、财力大量地几乎是单向地流入到城市，受此影响，农民增收的渠道因此也受到极大限制。很典型的例子是，在很多地方，一些青壮年农民都选择了弃农从工，远离农村，很多农村出现了种粮面积减少和农地撂荒现象。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担忧。

在“三农”问题中，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过程中日益凸显出来的问题还远不止这些。由于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造成农业的劳动生产效率相对于工业、城市来讲明显偏低，也是一个突出问题。根据农业部的调查测算，一个农民一年创造的增加值，跟我们国内从事工业相比、从事第三产业相比，它的增加值只相当于工业得1/8，相当于第三产业的1/4。从农民收入的构成来看，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跟第三产业相比、工业相比偏低。

现阶段我国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农业成本居高不下、农产品比较效益低、农民综合素质整体较低等等因素，诸如此类的不利因素，都使得农民增收越发艰难，甚至出现造成农业增产不增收的情况，严重影响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农民问题最具有根本性，而农民问题的核心在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惟有农民增收，解决农业、农村问题才会有保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