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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立的转型 

众所周知，2009年是胡舒立人生大转型的关键年份。她带着豪华的采编经营团队从《财经》撤出，搭建了财新传媒这样一个志存高远的新兴全媒体平台。如此，胡舒立长达11年的媒体职业经理人生涯终结，而具有现代企业制度征象的媒体企业家身份由此展开。 

无论如何，这都是中国新闻史上值得关注的一件事，与之相关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几乎所有的企业家和投资家都不看好胡舒立的姿态，理由是，作为职业经理人的胡舒立如此抽身而出，是对资本的一种不负责任。 

但胡舒立显然比诸多企业家们更知道这个道理，2001年，她曾经写过《承认资本的权力》，“资本意志的变化，来源于其性质和组成的变化，谈不上高贵、或是卑鄙，智慧或是愚蠢，有情或是无情，而如果不能理解其间的区别，漠视资本的意愿，失去资本的信任，便极有可能遭到资本的否决”。 

对公司治理和资本博弈如此熟稔，胡舒立仍然选择了出走，这其中必然有更本质的隐情。中国媒体人的难处在这个时候被直接摆在广场上，让所有心中装着媒体梦的人们纠结。所以，与企业家、投资家的态度背道而驰，几乎所有的新闻人都在为胡舒立加油，希望她早一天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新闻平台！ 

现在的问题是，在这个社会中，中国的新闻人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人？难道堂堂如胡舒立也仓惶如丧家之犬吗？ 

80年代初期曾经有人呼吁出台一部《新闻法》，20多年过去了，这样一部本应该早就出台的行业法规至今杳无音信，或者干脆说，这甚至是一个话语禁忌。而一方面，媒体人天天在电视上，报纸上，杂志上，如今还在网络上呼喊现代企业制度，呼唤清晰的产权、自由的竞争，但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没有清晰的产权，所有的媒体从业人员都在一个近乎垄断的产业里得过且过。 

如此局面，意味着今天如过江之鲫一般的新闻从业者，事实上是一群得不到法律保障的边缘人群；意味着这样一群看上去有文化有知识还有追求的人群，在今天这个渐渐开放的市场中，是一个不具有私人权利和行业权利的弱势群体；意味着在一个产权逐渐得到界定的市场经济年代，中国的新闻人并不是官方认可的，可以真正参与到竞争中去的市场主体；意味着新闻从业人员要么选择做权力的走狗，要么选择做资本的走狗。 

这正是今天中国新闻业的现实。有的新闻人直接把目标锁定在利润上，为了利益可以丢掉一切的媒体属性；有的人成了权力的传声筒，新闻成了长官意志，媒体成了权力的附属品。活着成了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难道这是我们惟一的结局吗？我们的媒体能不能既不依附于权力，也不依附于资本，而是站在第三条道路上，为了信息的自由流动，为了所有人的知情权，发出真正独立且自由的声音呢？  

现在我相信胡舒立长达11年的写作，就是这种独立且自由的声音。我还相信，胡舒立不仅是新闻技术的领先者，事实上她更渴望站在一个法治的平台，站在一个现代企业制度的平台上，而不愿意继续躲在权力和资本的阴影里瑟瑟说话。 

从这里出发，胡舒立今天的所有努力，就具有重大的新闻史学意义。某种意义上，一部中国现代新闻史，就是一部争取自由言说权利的历史。 

清末，伴随着民智渐开，《新民报》就提出醒目的办报宗旨：“出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这样的表述，事实上隐含着现代媒体产权与言论权的双向独立立场。中国的新闻先辈们很早就意识到，真正独立的媒体，不仅是新闻理念的独立，也是财产权的独立。 

张季鸾显然更加认同这样的道理，他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先声夺人，直接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四不主义办报方针。论及“不卖”，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但令人沮丧的案例也俯首即是！ 

储安平创办《观察》，他的政论文字思路清晰，语言犀利，很有一番指点江山、针砭时弊的味道，成为当时自由主义思想的一面旗帜。储安平同时还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讲授《比较宪法》、《各国政府与政治》，可谓是真正学院型新闻人才。但他没有在产权与分工的层面理解新闻，虽然有胡乔木推荐他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但仍然没有摆脱生不见人，死未见尸的悲凉命运。 

还有著名的陶菊隐，北洋时代无孔不入的新闻人，1949年之后却只能以写旧闻为生。有意思的是，即使是旧闻，陶先生也枷锁缠身。陶先生的儿子陶端对此有所说明，说父亲解放后的写作难上加难，难就难在像在过去那样以天马行空的风格写书，已不合时宜，于是父亲一边勤学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力图以新的观点重新诠释这段他熟悉的历史，一边将他固有的过去自由散漫的文笔加以自我约束收敛。 

我相信聪明如胡舒立对这样的历史图景烂熟于心。所以她要有所作为，既要继承前辈新闻人的卓越理念，也要走出前辈的新闻困境。如此，今天我们看到的胡舒立的新闻格局，既是一种基于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分工格局，也是一种基于现代企业制度的产权格局，更是一种基于知情权的新闻自由格局。如此，胡舒立所有的努力，既是在这个变革有些迟缓的年代力所能及的制度性探索，也是未来中国新闻产业可能大面积改革的一种预示。 

崔健的歌曲《蓝色骨头》，技术上完全向R&B和RAP靠拢，但歌词却写得分外具有中国语境：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一个写字的，  

只要我有笔，谁都拦不住我。 

这就是我的事业；更是我的兴趣，  

还能有什么工作比这更来情趣呢。  

我想说的是，胡舒立其实就是一个写字的，为这个古老的国家，为这个浮躁的时代，为身边忙碌的人群，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胡舒立和她的团队一直在写作，一直在寻找，一直在忙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