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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头变幻大王旗

观念史家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09——1997年）以博学且健谈闻名，著述遍涉欧洲启蒙运动以降所有重要的思想家。这不是说伯林没有偏爱。他有偏爱。伯林在论述托尔斯泰时讲过，思想家分刺猬与狐狸两种：刺猬之道，一以贯之（一元主义）；狐狸狡诈，却性喜多方（多元主义）。 

伯林爱的是狐狸。所以，伯林常讲的，不是“刺猬型”的卢梭、黑格尔、谢林、马克思，而是冷门的“狐狸”们，如维科、赫尔德、赫尔岑。在他看来，这些在当代世界早已被遗弃的思想家，才是多元自由主义、消极自由的最好实践者，才是对抗一元主义设计的极权社会的最好良药。 

伯林最好谈、也是最集中的话题有两个：一个是犹太人的身份与国家问题，另一个就是俄国知识分子的内在冲突与国家问题，终其一生，念兹在兹。我想，这和伯林本人的身份有一定关系。 

犹太裔思想家伯林1909年出身彼得堡，1920年举家移居英国。彼得堡，在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四度更名，第一个叫圣·彼得堡（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此名译自德语（Sankt Peterburg），为彼得大帝钦定；1914年一战爆发，俄罗斯与德国鏖战东线，为了避嫌，彼得堡遂改成俄国名，成了彼得格勒（Петроград）；1924年，列宁逝世，彼得格勒又更名为列宁格勒（Ленинград），1991年，苏联崩塌，列宁格勒又改为彼得堡。 

20世纪俄罗斯的历史，犹如伯林故乡彼得堡的名字一般，城头变幻大王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恰好，高寿的伯林，全看见了。 

怎么理解故国兴亡？如何看待“老大哥”的兴衰？这是观念史家伯林最关切的，也是我们关切的。伯林对于俄罗斯兴衰的入题方式，同样是观念史研究。在伯林看来，正是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一元政治观念不屈不挠的实践，才构成了俄国二十世纪的一系列政治悲剧，而二十世纪俄国的政治—文化实践本身，又以一元取消多元的方式展开，这就是《俄国思想家》与《苏联的心灵》的主题。 

观念的承担者，是知识分子；观念史，也就是知识分子史。《俄国思想家》讲的是“刺猬”对“狐狸”的战争、俄国知识分子与帝国的冲突；《苏联的心灵》，讲的是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压制。 

我想，如果不是在1990年代伯林的身体状况不允许，他必定还要写一本书，关于1990年代俄罗斯新政治与知识分子的烦恼。可惜，这三部曲少了一部。 

刺猬当道，狐狸遁迹

无论在访谈中，还是在著述中，伯林多次强调“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这个名词的特殊性，这是他理解俄罗斯思想与政治的切入口。 

今天，知识分子大致是指受过高等教育的文职人员与技术人员，没有政治指向，很中性化。不过在1917年之前的帝俄时代，这个词的意思就大相径庭了。帝俄时代所谓的分子，前期是指早期受了教育，为人民福祉呐喊的人。别尔嘉耶夫说，当十八世纪末期的著名反对派拉吉舍夫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的旅行》中说，“看看我的周围，我的灵魂由于人类的苦难而受伤”，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便诞生了。 

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考证了知识分子一词的词源，正式产生于1870年代，具有很浓烈的道德诉求。 

1860—1890年代，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马克思主义各种流派相继涌入俄罗斯，基于不同的政治诉求，各流派之间不断搏杀。“知识分子”这个定义，也就成了政治竞赛的词语工具，越革命，越“知识分子”。到帝俄晚期，“知识分子”就和职业革命家划了等号，无论博学鸿儒，还是贩夫走卒，只要干革命，都是“知识分子”。所以，在帝俄时代，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弄得面目不清，往往给人误解，知识分子似乎跟“文化”不沾边。其实不然，帝俄时代，干革命的，多数还真属于“有文化”的：无政府主义的主要成员，是贵族革命家；民粹派的主力，是平民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是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有文化”，就享有“革命的文化领导权”。 

按照伯林在《俄国思想家》中一再表述的意见，俄国社会是这样一个金字塔结构社会，上有沙皇—贵族地主小集团，有文化有权力，下有大批农奴—城市平民，没文化没权力。这个金字塔帝国，没有英国式的有部分文化有部分权力的“资产阶级—市民社会”中间阶层作为缓冲地带。所以帝俄的命运，只有两种，一种是农奴—市民被改革（1861年大改革、1905年大改革），另一种是沙皇—贵族地主被革命（1917年大革命）。贵族地主的改革搞不好，就只有等人们来革沙皇—贵族地主的命了。 

奇妙的是，恰恰是风云激荡的19世纪，沙皇放开了教育政策，稍稍有些社会地位的小市民，也能上大学，这就导向了1860年代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崛起，帝俄主动培养了一个奇怪的中间阶层，即“有文化领导权没政治权力”的知识分子。 

帝俄知识分子要闹革命，闹的不是文化领导权，而是政治领导权。恰恰罗曼诺夫家族对政治领导权吝啬到无以复加，这是他的禁脔，他人不得染指，哪怕稍稍分享一点，也不行。1905年，彼得堡知识分子领导市民卑躬屈膝向沙皇请愿，希望开民权开议会，其结果却是机枪扫射。这是帝俄历史上的“黑色星期天”，1000多无辜市民殉难。 

1905年之后，有文化的知识分子，无论是民粹派（社会革命党），还是马克思主义派（社会民主党），彻底明白了，和沙皇请愿请不到“政治领导权”，只有发动民众来夺取领导权。  

在对知识分子词源的考订与历史语境的解释中，伯林讲清楚了他的苏联难题。苏联怎么来的？是这批革命知识分子不断实践的结果。但伯林看到了问题的另一个层面，“狐狸”都被沙皇逼成了革命党或者多愁善感的遁世主义者，所以解决问题，只能靠“刺猬”们了。刺猬按照他们的办法，用“积极自由”的实践方法，创制一元主义的苏联。 

刺猬当道，狐狸遁迹，这是十九世纪走向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界的趋势。在历史语境中，伯林同情俄国知识界狐狸们的尴尬，批评刺猬们的高蹈。伯林愿意谈米哈伊洛夫斯基、普列汉诺夫乃至于列宁这些“帝俄公敌”的失策，却不太愿意讲俄罗斯1905年给狐狸们出的难题，这是他的政治立场给他带来的理论盲区。 

文化与革命党国家化

1917年，刺猬们赢得了革命。非但如此，1917年俄国革命还激荡起中欧的革命浪潮，甚至于给一战后一代西欧知识分子以极大冲击。怎么回应这场法国大革命之后欧亚大陆上最猛烈的革命浪潮，给深具保守主义传统英国知识界出了道难题。 

18世纪英国保守主义对于法国大革命的文化批判，是在这样的前提上展开的，即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预设的启蒙前景，看起来固然美好，而其事事仰仗理性的设计，却违背历史、自然乃至于人性的，根本上来说，理性设计最大的弊端就是不懂历史、不通人性的“没文化”表现。 

伯林深谙保守主义，其“消极自由”观，显见是受了保守主义的启发。苏联有没有“文化”建设成就，对伯林来说，不是单纯的“文化问题”，而是“政治成败”问题。 

1945年，伯林得到一个以外交部人员造访苏联的机会。能近距离观察苏联，伯林深感欣慰。伯林没有辜负此行，他带回来革命后俄国知识界的报告（《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帕斯捷尔纳克与阿赫玛托娃的近距离观察，以及对阿克梅派诗人命运的思考（《一位伟大的诗人》、《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的交谈》、《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这就是《苏联的心灵》的主要内容，也是本书副标题所揭示的——“共产主义时代的俄国文化”。 

伯林在《斯大林统治下的俄罗斯艺术》一文里说，1928年斯大林上台之前，苏联文艺界还是掀起了一股实验主义的高潮，甚至于给世界艺术创作以持久性的影响。1928年，形势就急转之下了，渡过了叶若夫（内务人民委员，大清洗执行人）恐怖时代的俄国文化界在1939年的状态，“就像一个被战争摧毁的地区。只有一些宏伟的建筑仍然相对完好，孤独地矗立在一片片废墟和荒野之上”，俄国知识界的精英，不是自戕或大清洗，就是卑躬屈膝苟延残喘。还剩下“宏伟建筑”帕斯捷尔纳克，神经质，讲话前言不搭后语，生活在对国家既爱又恨的矛盾之中；而阿赫玛托娃，依然骄傲，却连发表诗歌的权力也没有，日丹诺夫诬蔑其为“圣女加婊子”。据伯林的观察，阿赫玛托娃就像是“悲剧中的女王”。 

1928年，就是伯林对于苏联能不能“有文化”加以辨析的分界线。1917年的革命在经历十年的战争、内部权力斗争之后，执政党从党派路线斗争的工具，转化为国家机器。党—国一体化的要求，不仅要取消敌视的反对派，而且要取消自身的反对派。在这场取消运动中，文艺界的反对派，如阿克梅派，首当其冲。其次是取消自身的反对派，如对于拉普的打击、1928年之后建作协等等体制化运动、大清洗等等。 

在这场数十年的取消运动中，不仅在沙皇时代不得不转向多愁善感的“狐狸型”诗人被打击，连刺猬们，也难以幸免。按照刺猬理念建立起来的苏联，在集权化的过程中，同样反对刺猬。表面上看，不合情理。《苏俄文化》一文中，伯林慎重地谈了这个问题，伯林说，“思想争论会激发出人们的批评精神，所以对于那些陷入权力斗争的政治政权来说，思想争论要比信仰各种独裁主义更危险”，苏联的党—国一体化，就要取消所有意识形态的辩论，刺猬与狐狸，殊途同归。斯大林的取消政治辩论以及文艺辩论的最佳手法，是树典型。典型就是典范，不可置疑，比如马雅可夫斯基的诗、“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方法。在伯林看来，通过讨论苏联的“文化建设”的失败，已经说明他的政治判断了。 

整个苏联的历史，确实越来越朝向“没文化”的轨迹上行进。伯林的判断，无疑是正确的。但伯林的质疑仍是单向度的，他把问题抛给了苏联，却没有自省。1970年代，索尔仁尼琴被“没文化”的政权驱逐出国后，面对西方世界的前来听他演讲的朝圣者，说出了他的感受，资本主义的复制世界腐烂至死，美国民主是“荒唐胡闹”，科学技术是“罪恶之源”，跟苏联一样的“没文化”。 

1990年，欧东剧变，伯林写了篇短文，题为《不死的俄国知识阶层》，是为《苏联的心灵》的最后一篇。伯林说，他很高兴，他又看见俄国1815——1830年代的贵族俄国知识阶层在俄国又复活了。1990年代，索尔仁尼琴归国，对俄国现状大为不满，撰文说，俄罗斯坍塌了。言下之意是，非但“文化”没了，连“国家”都塌了。伯林主张回到贵族知识阶层的传统，求得“消极自由”的大智慧。索尔仁尼琴却说，不仅苏联要清算，连彼得以来所有的西方传统和西方本身，都要清算，只有尼康大主教（1652年出任大主教）以前的传统，才是好的。尼康大主教以前的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东正教传统的神权政治。伯林讲的，还是启蒙的政治。在索尔仁尼琴看来，启蒙的政治理念，无论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都是一丘之貉，是现代“没文化”政治。所以，他就沿着斯拉夫主义的路线，干脆就讲信仰的政治。 

两位讲“文化”的苏联反对派，现都已作古，想必身前死后，都很难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