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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兰特和《世界文明史》的故事 

每个人都可能创造历史，但能书写历史的只有真正的大师。——奥斯卡·王尔德 

由于寿命的限制，5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很长一段时间。然而，有个人却用整整50年时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就是《文明的故事》（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写这本书的人是普利策奖获得者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  

杜兰特出生的时候，他母亲给他起名为威廉姆-吉姆·杜兰特（William James Durant）。这位法裔加拿大妇女笃信宗教，她所以给儿子起名字威廉姆-吉姆，只是出于纪念基督身边第十一位使徒的虔诚，而不是对某位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的尊重。这位母亲绝不会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她怀中婴儿将成长为使徒和哲学家的混合体——一名人类文明的“布道者”。 

1 

蒙神感召。1885年，出生于马赛诸塞州North Adams的杜兰特，在新泽西Kearny的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学校的老师全是修女——就学，并打算在未来受领圣职。年少的杜兰特对信仰如此热诚，人们几乎肯定他将来会成为一名神职人员。1900年，杜兰特进入新泽西州的圣彼得高等专科学校就学，学校的老师都是神父。一位麦克劳克林神父，怂恿他追随神的旨意，毕业后立即履行自己神圣的职责。  

1903年，在距毕业还有四年的时候，杜兰特却在新泽西州泽西市市公共图书馆里，发现了一些威胁着他神圣信仰的“异端”学说——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和海克尔。进步的生物科学观念动摇了这个青年本已根深蒂固的信仰。活了18年，杜兰特突然间醒悟过来，他知道自己将不再能无怨无悔地将人生奉献给上帝，做他的司铎了。只是，他该如何将这消息告诉自己的母亲？她把自己今生和来生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子对上帝的奉献上。  

人生时有所失，时有所得。在信仰上失去的，注定了必将会由信仰来填补。从1905年开始，杜兰特将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社会主义中。他以为，生物学的发展让上帝失去了光芒，而社会主义将弥补这一切，造就一个真正的“人间天堂”。在那个时期，他成日沉迷于某种荒唐的幻想——想象着如何在美国天主教教会内部散布社会主义学说。  

1907年，刚毕业的杜兰特说服New York Evening Journal的Arthur Brisbane雇佣了他，成了一名周薪10美元的记者。然而事实证明，人在年轻的时候总会做出一些鲁莽的决定。整个夏天，晚报上所有的新闻特写就是围着强奸案件转来转去。日复一日，杜兰特发现自己无法再忍受这种终日追逐着性罪犯的新闻跑来跑去的生活。有一位好心的编辑同事劝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生活就是这样，得过且过。 

1907年的秋天，杜兰特最终放弃了New York Evening Journal的工作，开始在新泽西州的西顿霍尔学院教授拉丁文、法文、英文和几何。1909年，心中怀着不可告人的“理想”，杜兰特进入学院下属的神学院，他以为自己可以从这里将社会主义学说散布到天主教会的每一个角落，有一天梵蒂冈广场上没准也能树立起卡尔·马克思的雕像。 

教学之外，杜兰特还是学院图书馆的管理员。正是在那里，独自置身书海的杜兰特，遇到了斯宾诺莎。他对杜兰特的影响超过任何其他的思想家，帮助杜兰特塑造了自己的价值观。斯宾诺莎在他的著作《几何伦理学》中展示的唯物世界观和精确的数学方法，对杜兰特来说是一种启示。 

思想家存在的价值，是由他的思想体系所决定的。一个决定用自己的人生解读这个世界的人，即使身处贫困仍将能够坚持原则，坚持简单而真实的生活。杜兰特几乎把整本《几何伦理学》都背了下来。回想起自己之前的“荒唐的幻想”，不禁庆幸自己的人生尚未落入不可挽救的伪善境地。1911年，带着仅有的40美元和所有藏书，杜兰特离开神学院，迁居到纽约生活。在这个问题上，杜兰特和父母产生了巨大的分歧，直到几年之后他们才原谅他。 

2 

1911年，杜兰特一头从平静、有秩序的神学院，扎进即使在喧闹的曼哈顿也是最激进的圈子。他成了费雷尔现代学校的老师，而这所学校是自由主义教育实验的基地。学校的赞助人Alden Freeman，很看好这位害羞的讲师，为了扩大他的视野，夏天的时候还款待他环游欧洲。回到美国后，杜兰特爱上了他明快、活泼的学生，在电话里他喜欢称她为“Puck”，这位女子就是众所周知的，日后在杜兰特的著作中和他共同署名的“Ariel”。  

1913年，为了娶她，杜兰特辞去了教师职务，靠每周5到10美元的演讲收入养活自己和Ariel。再一次，Alden Freeman慷慨解囊，给了他一笔“个人奖学金”，使杜兰特得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在哥大，杜兰特师从摩根和麦格雷戈学习生物学，在伍德沃思和波芬贝格尔门下学习心理学，跟随伍德布里奇和传说中的杜威学习哲学。  

此后不久，女儿Ethel的诞生，再一次使杜兰特的思想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每天面对着女儿奇迹般的成长，杜兰特逐渐摆脱了自己早期偏执的无神论观点。在他的自传《Transition 》(1927)中，他解释了自己的这种思想改变： 

Ethel出生之前，我就试图反抗这个呆板、不合逻辑的工业时代的思想和观念造就的各种产物。我一度曾怀疑，古老的农耕时代社会可能远比这个膨胀到已经失去控制复杂的现代社会更适合这个世界。但是，当Ethel到来后，我意识到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超越现实的神秘力量，这是一种将推动她未来人生每一步的力量。我比以前更真切地知道，我要寻找一种价值观，帮助自己公正的面对这个世界。 

核能的无穷能量，植物的多样繁荣，动物的生生不息，孑孓彳亍的新生儿总是饥肠辘辘，孩子们的玩耍笑闹声，青年人的热情和挚诚，父亲的雄赳傲气，母亲的默默奉献，科学家在实验中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天才在痛苦中备受煎熬，十字架上的先知和圣徒的殉难，造物总是这样从不停歇地演出段段华彩。正是在这些事情里，我看到了成长之所以伟大和生活热情之所在。 

我开始试着把自己看成某项伟大事业进程中简洁而精准的一部分，而不再是一个不安定的、混乱的因素。我的灵魂似乎总是在引导我，找寻更真实的自我……我的小小价值在于从我个人的能力出发，试着去保护人类的伟大遗产。曾经的我只看到死亡和毁灭无处不在，当我从“生存？或是死亡？”这个永恒的设问中解脱出来时，命运交付给我的使命几乎已近在眼前了。 

女儿的出生消解了杜兰特和父母间长期以来的隔阂。杜兰特的母亲来看望甫降生的孙女——祖父母是绝对无法抗拒孙辈的吸引力的，她志得意满地宣布：“这是杜兰特家的血脉！”  

在多年勤学苦读的简朴生活中，杜兰特很少关注人类那些充满令人沮丧的屠杀和政治黑幕的历史。但是，Brisbane引导他读了Buckle写的文明史介绍，这使他能更达观地看待人类不堪的过去。杜兰特得知，Buckle's在大马士革去世时，只完成了文明史从起源到19世纪的框架。此时，被Buckle深深打动的杜兰特，在心中默默期许，梦想有朝一日将有机会完成Buckle未竟的事业。从此之后，几乎每天他都在为此搜集材料，为这一梦想做着准备。然而，直到1926年，杜兰特41岁时，机会的大门才向他敞开了一条小小的缝隙。 

3 

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时，杜兰特写了他的第一本书《哲学和社会问题》。在这本书中，杜兰特认为：哲学之所以日趋衰弱，是因为它总是回避社会的实际问题。我们非凡的年轻作者提出，从一个具有前瞻性的视角观察这些问题，政府应该培养自己的施政能力，学着多为公众着想。同年，他获得学位，并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当讲师。然而，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学校只得礼貌地请他另谋高就。  

在此期间，杜兰特在纽约第14街和第二大道的前长老教会教堂，现在人们所说的Labor Temple，展开了一系列有关哲学史、文学、科学、音乐、艺术的讲座。正是这些讲座为他日后写作《哲学的故事》和《世界文明史》奠定了基础。除了展示清晰的历史事实之外，聆听讲座的听众，更希望杜兰特能够申明历史研究对当前时代的意义。 1921年，他正式加入Labor Temple School，致力于成人教育。  

1921年一个星期天的下午，著名的Little Blue系列图书的出版商E. Haldeman-Julius恰巧路过Labor Temple，发现了布告栏上当天下午5点杜兰特有关柏拉图的演讲。出版商参加了这次演讲，并且非常喜欢，他要求杜兰特把他的演讲放在他5美分的Little Blue系列中出版。 

开始时，杜兰特坚决拒绝，理由是他的工作几乎占去了他所有时间。杜兰特的写作生涯差点就这么结束了。幸而E. Haldeman-Julius没有放弃，他写信给杜兰特，这一次他附上了预付款。杜兰特当然让步了。事后，他仍然专注于自己的教学工作。但是，E. Haldeman-Julius再一次写信给杜兰特，请他写一本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小册子，跟上次一样他附上了预付款。 

完成这本书后，杜兰特以为他和E. Haldeman-Julius的关系到此结束了，可是，这位胆大妄为的出版商却不这么想。逐渐的，他把11本小册子的写作任务，逐本交到杜兰特手上。历史见证了这些“大胆妄为”的价值，这也大大超出了杜兰特的预料，这11本小册子就是后来的畅销书《哲学的故事》。 

这本书惊人的成功早已成了出版界无人不知的奇闻。西蒙&舒斯特出版公司接手了这些小册子，并把它们做成了精装本。杜兰特估计大约能卖出1100本，而乐观的出版商则认为可以卖出1500本。当然，这些都只是假设。在1926年，以这种选题和价格，再加上要价5美元的售价，对读者来说这无异于抢劫。不过，亨利·福尔曼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好评，使这本书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多年以来，这本书已累计售出2百万册。今时今日，在被翻译成中文、捷克语、丹麦语、荷兰语、芬兰语、德语、法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意大利语、日语、挪威语、波兰语、葡萄牙语、塞尔维亚克、西班牙语和瑞典语后，在美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哲学的故事》仍然在不断俘获新的读者。 

出乎意料之外的好运，激起了多年以来沉睡在杜兰特心底的愿望——完成Buckle未竟的事业。他辞去教职，开始为写作《世界文明史》做准备。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为给杂志撰稿所能获得的优厚报酬而不可自拔。后来，这些文章结集出版，名为《The Mansions of Philosophy》（1929年），重印时更名为《The Pleasures of Philosophy》。1929年，他终于步回正轨，下定决心将人生剩余的所有时间投入到《世界文明史》写作中。 

他信心十足的选了“story”这个词，因为他认为凡是受过高中教育的人都可以轻易读懂他的著述，但这个词却误导了人们对这本书的最初印象。一些人抱着对“普及本”的怀疑态度打开这本书，然而书中引人注目的丰富学识、巨细靡遗的事实细节和斯宾格勒似的警句恒言，使他们深感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