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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9日，西班牙格拉纳达。一支由五名考古学家组成的研究团队在一个公园里拉起隔离带，开始探查和挖掘工作。在这块面积约300平方米的地块上，据说埋藏着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1898~1936）的尸骨。陪伴他的还有几位与他一起在七十多年前的那个清晨惨遭枪决的平民。

这个传说中的墓穴只是在西班牙内战（1936~1939）中留下的难以计数的公共墓穴中的一个。在那场夺去了50万条生命的战争里，很多平民单单因为其政治倾向而遭到枪决，尸体就被草草掩埋在行刑现场的大坑里。

在此之前的一年时间里，挖还是不挖，争议声很大。按照2007年在西班牙众议院通过的《历史记忆法》，对于在内战中被佛朗哥的军队及拥护者枪杀而难觅其葬身之地的平民，政府可以出资帮助他们的家属寻找他们的尸体、挖开那些尸坑。挖开这些尸坑，也就是挖出西班牙人尘封多年的记忆，切开集体记忆里这道不曾完全愈合的伤口。对此，有人欢欣鼓舞，认为多年的诉求终于得以落实，也有人强烈反对，认为重谈这些历史问题，必将激化国民内部的矛盾。

在史学学家眼里，加西亚·洛尔卡的死标志着自二十世纪初勃兴的西班牙文化“白银时代”的终结。内战结束后，在漫长的佛朗哥独裁统治时代，这位深受广大人民喜爱的诗人被禁止提及。关于他的记忆，多半是零碎杂乱的，一如他散落民间至今还有待整理完全的诗作。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佛朗哥寿终正寝之后，风气大为解禁时，洛尔卡才重新出现在书店里。玛丽娅·德尔卡门当时喜欢赶时髦，常去参加共产党人的派对，从书店里买回一堆解禁作家的作品。当她的母亲玛丽娅·路易莎看到洛尔卡的名字时，她告诉女儿说：“他追过我。”

原来她就是洛尔卡的初恋情人。他们相识在一个温泉浴场，那是洛尔卡的母亲经常带儿子去享受的地方，玛丽娅·路易莎也常陪祖母去那里。当时他18岁，她15岁。对音乐的共同爱好把男孩女孩联系在一起。他们双双把两手放在一架三角钢琴的键盘上，弹奏肖邦和贝多芬。这位多情的双子座男生很快就爱上了生着一双如海水般湛蓝眸子的玛丽娅·路易莎。

当时的洛尔卡正在考虑是选择音乐还是文学作为自己的人生之路。在这两方面，他都已显示出了过人的天赋。最终他选择了后者。那就意味着，他会成为一个诗人。然而，作为富甲一方的人物，玛丽娅·路易莎的父母是不会把女儿嫁给一个没有“事业”没有“前途”的文艺青年的，尽管她给洛尔卡留下了难以忘怀的记忆，闪着她的“蓝眼睛”，隐约出现在他早期的诗作里。

后来玛丽娅·路易莎嫁给了一个爱好艺术的药店老板。她保存的诗人写给她的几封情书，后来被丈夫付之一炬。他这么做，与其说是出于醋意，不如说是出于恐惧，因为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一旦被长枪党搜出“问题人物”的私人信件，全家人都要遭殃。

而洛尔卡终其一生都没有得到过真正属于他的爱。也许正因如此，在他的诗中出现的爱，总是带着浓重的悲情色彩；也许正因如此，他才把爱博而广之，用他的诗笔去关爱那些被遗忘的底层民众、边缘群体，把西班牙南方吉普赛人和纽约贫民窟黑人的苦难生活，写入西班牙文学经典之中。或许，对于今天的西班牙人来说，洛尔卡应该超越作为一个政治符号的意义，作为一个真性情的诗人得到更广义的解读。文学的一大魅力，在于对现世的人文关怀；爱的力量，可以化解仇恨与对立，让该隐与亚伯重新团结在一起。

1919年，洛尔卡前往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求学，住在著名的“学生公寓”。那里集中了西班牙文化“白银时代”的一批健将。除了与豪尔赫·纪廉、佩德罗·萨里纳斯这样的大诗人切磋诗艺以外，他也与画家萨尔瓦多·达利、电影导演路易斯·布努埃尔过从甚密。

在此之前，洛尔卡已经表现出某种异于常人的性取向。在中学里，他就因为身上带有的女性气息而遭同伴们取绰号叫“费德莉卡”——他的名字“费德里科”的阴性形式。当他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是同性恋时，他总是试图掩饰这一点。在当时的西班牙，同性恋被视为极其“异端”的行为。

可是，当他遇见达利时，他禁不住要表达爱慕了。天才疯狂地恋上了另一个天才。

达利得意于让西班牙最出色的诗人恋上了自己。张扬奔放的个性和惊世骇俗的画作，让他在长自己六岁的诗人面前显得如此充满魅力。不过，达利的外向性格中也包含着相当多的自恋成分。他从小受父母溺爱，因此养成了唯我独尊、凡事以己为中心的脾气。对于这样的活宝来说，被爱比爱别人更重要。另一方面，他也有所顾忌，不敢信马由缰地胡来，毕竟在那个年代的西班牙社会，同性恋是不能被容忍的。所以，洛尔卡爱他，他却不给洛尔卡太多回赠。当洛尔卡提出可不可以跟他享受肉体上的愉快时，他断然拒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