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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陈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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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何人， 想必人人都知道。旧时代的经历者，无不听说过上海滩杜老板的威名，或者，在新政权成立之后，杜月笙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会被当局作为旧社会的累累罪恶来教育人们，反复让人们忆苦思甜。人民政府雷厉风行的铁血政策，将延续千百年来的地下帮会江湖一举摧垮，这个庞大的组织代表着旧社会里暗无天日的一面，孳生着遍布天地的蚊蝇虫蛆。 

曾几何时， 在地摊上看到数不胜数的与杜月笙有关的书，重新分类后，人们把他归入上海滩三大亨，只为一场群体猎奇。 

1949年前的上海滩，号称远东巴黎，不仅是西方世界各色职业人物的冒险乐园，也是中国人最便利跟外界建立合作、接受外来信息的地方。在这么一个风云交汇的地方，又逢一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于是三教九流们在上海演绎出无数的传奇故事。对于生活在日臻成熟的中央集权制下的后人，家国命运和个人爱恨情仇交织出来的刀光剑影、觥筹交错，是一个取之不尽的故事宝藏。 

杜月笙们成了野史写作的热点对象，阅读者们形成了一个新的共识。至此，流氓为非作恶的形象退场，这些人的发家史成为中国特色成功学活生生的案例。人们羡慕的是枭雄的叱诧风云，尤其能在多种强权势力之间进出自如。 

时值1980年代，林林总总的杜月笙传、大传、全传、正传、密传、秘闻纷纷登场，其中只有徐铸成的《杜月笙传》尚读的过。只是，经历反右文革劫后余生的徐铸成，难免胆战心惊，写作带有强烈教化色彩的红色补丁。在前言里，徐写到写作此书的目的是为“让不管有无昨天经验的广大读者，更加珍惜今天，努力创造分外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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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如此过往，现如今，章君榖三卷本的《杜月笙传》一登场，不免有屠龙宝刀亮相武林的味道，各路抄袭拼凑者原形毕露，那些被反复折腾炒冷饭的轶事、秘闻，无非是作者从此书随便摘选的内容。 

章君榖文笔精彩，他将杜月笙完完全全美化成为圣徒保罗，理由是此书写作出版乃恒社的人筹资、找人，最后由杜的弟子审定，被采访的大多是杜的亲朋故旧，说的都是毕恭毕敬的好话，加上戒严时期的台湾，有很多地方也只能隐晦。 

最不寻常的难处在于，杜月笙门下，包括他自己，多是文化程度不高的人，甚至很多人大字不识一斗，这注定他们无法留下日记、书信等文字物件。恒社中的健将，似乎只能见到万墨林有像样的回忆文字出产。身为新闻记者的章君榖，他搜集材料的唯一之道只能是提着收音机穿大街走小巷，耐心倾听别人的回忆。同时，帮会之事很多是见不得日光的，不像政府政策有公开的报道和记录，录音带就此成了孤证。 

3 

杜月笙的发家史，从底层最落魄、贫穷的人，一路闯关斩将，变成沪上达人，其间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故事情节。从他出生到八岁，接二连三失去了父亲、母亲、小妹、继母，为了生计的他，从高桥乡下来到上海市区，从水果摊学徒做起。入青帮可说是改变了人生轨迹的一大转折点，但入帮人数多如牛毛，能混得像模像样的，着实不多，跟社会等级结构的金字塔一样，越往高处体积越小。 

杜月笙常强调人生要吃三碗面，情面、体面、场面。他的飞黄腾达之道，吃透了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他靠娴熟的人际交往获得了他想要的，在获利的同时又不忘 

施舍救济。从乞讨流浪者到落魄的文人、政客，他都慷慨大方。杨度、章太炎、章士钊、黎元洪，莫不受过他的恩惠。这些钱，很大一部分来自他贩毒的暴利，但在当时，无论是各地军政府，还是各路枭雄，都入此行当，军费、政府经费靠此滋润。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并称上海滩流氓三大亨， 

黄金荣为首，亦是杜、张二人的长辈、带路提携者。张啸林在抗战期间因为附逆，被戴笠除掉。黄金荣早早退隐江湖，剩下杜月笙在抗战期间可圈可点的表现。杜的作为，从组织别动队配合军统在日军后方骚乱行刺，到退至重庆后主持红十字会工作，算是为抗战立下汗马功劳。他门下的青年徒子徒孙们，在接受短暂仓促的军事训练后，就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与日军交战，乌合之众对抗精良的正规军，自然是以伤亡惨重彰显了民族气节。 

4 

抗战胜利后的国民政府，并没有就此卖脸面给他。以为上海市市长或者副市长职位顺理成章归自己的杜月笙，兴冲冲回到上海时，吃惊地发现约好的欢迎仪式被撤销了，代替旗帜和花环的是“杜月笙是黑势力的代表”、“打倒杜月笙”等标语。这些行为都是官方安排的，虽然本书中为了避嫌，将一切怠慢杜月笙的罪责推到了背叛师门的吴绍澍，说已经身居上海市副市长的吴绍澍是一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新贵。但以杜月笙纵横复杂的社交网络而论，假若没有政府更高层面的授意，吴绍澍不敢这么做，也没有这行动能力。在本书中，杜月笙回上海后所遭受来自政府方面的种种为难，基本上由吴绍澍做了替罪羊，而吴的命运是在上海解放时营救史良，策反部分军队，投奔新政权，吴躲不过1957年和1966年，死于1976年，葬于八宝山。 

当黄金荣响应新政府的号召，亲自扫大街以示悔改姿态，并且不断地公开声称后悔、要改造、重新做人、将功赎罪的时候，杜月笙已经咽气归去了。杜死于1951年的香港，黄死于1953年的上海。黄金荣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正是镇反运动时期，以他的身份和地位，铁定是算作首恶。但中国政治的吊诡之处在于，当一个阶级被打倒清算时，位于顶端的人物往往能成为统战对象，被拉上一个无关轻重的座椅上赋予闲职，苦的是旧势力的中下层人士。所以，黄金荣过得不算最惨，在他扫马路之前，尚有惨淡的体面。但作为本书中一大重点记录的历史片段——活埋汪寿华，杜月笙门下的两位执行者马祥生和叶焯山，在大军进城后很快就被押到沪西进行公审、枪决。 

5 

躲避在香港的杜月笙，在国共两边都不得好，虽然双方都劝他回归自己的一方，也将其视作统战的一大对象，想借助杜月笙的威望来安抚民心、辅助稳定社会秩序。毛泽东派章士钊去劝他回国，章士钊反被杜说动，犹豫不决的章被陪同人员拉回国。杜月笙病逝，收到了民国政要和遗老们众多的挽联，身后的风光暂时遮盖了生前受到的排挤。 

其实，在个人私交之外，国共双方从骨子里都是反感杜月笙的，这边，新政权甫一建立成型，就开始清理反动会道门，其实“反动”这个词完全是个修辞上的累赘，因为一切会道门、一切官方之外的社会组织力量，都在清算的账单上；另一边，伴随着抗战的胜利，国民 

政府也明里暗里跟杜月笙为难。杜所领导的帮会势力，是对政府当局的一大挑战，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在挑衅政府的权威，在现代化的国家政治治理日渐成熟时，这样的非国家行为共同体面临的生存空间日益逼仄。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坐大，得益自他们身处多种势力犬牙交错的 

环境中，当国民政府收回上海租界后，欲图大一统的的中央权力开始将杜月笙视作绊脚石，而非大革命时期的得力助手。 

杜月笙，连同他的江湖时代，就此一去不返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