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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年前，一位小时候就认识的叔叔家里来了个爸爸。老头儿是1948年去的台湾，去修铁路，修完就回不来了，老家留下妻子和儿子，在那边又娶了妻子，生了儿子。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每个人都多少听过这样的故事，除非他的生活圈子和阅读量小得出奇。像我这种80后，对台湾的印象就始于这些“归来的爸爸”。

不过，亲眼见到这些爸爸还是有点儿稀奇，所以我家设宴请他过来吃饭。只记得席间老头儿说他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饭后就去街口买报纸，三份，厚厚的一摞足够他看一整天，第二天又是一摞。有关生活他就讲这些，仿佛这些年他迈过铁道线就去买报纸了。

赖声川说：“1949年你们看着我们离开，对你们来说，下一个画面就是1987年，台湾开放返乡探亲了，我们西装笔挺，提着体面的礼品盒子回来了。”他不了解，这其间的40年，我们没有停止观望，只不过海峡间设置了一副伪装成玻璃的巨型双面镜，我们以为看到了对方，事实却是一直在注视自己的双眼。

等到镜面撤去，疏远又让人怯于表达。就像那位叔叔的父亲，隔了40几年回来，原配夫人还健在，但有些东西不是时间越长就越深厚的，让他表达情感如山洪如潮涌那真是强人所难了。隔了那么久，他们还有勇气对视，这本身就已经是件很伟大的事情了。接受彼此的现在，可以重于了解彼此的过往。不仅夫妻如此。

双方都放松了，接受了，沟通才能开始。所以，我十几年前的存疑，现在才渐渐解惑。

廖信忠是个无畏的讲述者。

之所以无畏，一是因为他出生于距离1949有28年之久的1977年。多大的事儿隔上两代人也难免演化成神话和传奇，70年代的人讲台湾纯属轻装上阵，即使有历史包袱也是二手的。二是因为他来自民间。民间是最好的疗养院，在很多说法、共识还被官方坚守的时候，民间早已将其软化成了拜年的喜词儿、手机里的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