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呵护下的温州样本

陈周锡

　　虽未到春运时节，温州火车站候车大厅已是人潮涌动。扛着大包小包的民工，都准备返乡。

“工厂没活干了，我也赚不了钱，还是早点回家吧”，家住贵州省山区的小徐无奈地说。他去年年初来到温州双屿一家鞋厂，当时厂里订单很多，他每天几乎工作十多个小时。但自今年初，订单开始减少，他每天只工作8小时。10月份后，每周只工作三四天。

“冬天才刚刚开始，年底对企业来说是个坎，预计明年四五月会更艰难。”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他认为，民工提早返乡预示着温州民营企业正处于30多年来最艰难的时期。

多重夹击

在周德文看来，如今出现的中小企业困境，在去年宏观调控中已有所征兆。在经营压力加大下，一些企业开始把资金投向股市、楼市，致使“两市”价格疯狂，产业资本“空洞化”开始显现。

与此同时，信贷资金渐趋紧缩，企业融资难度加大。自去年初开始，温州的民间借贷利率持续升高。这时，一些区域经济模式潜在矛盾开始迸发出来，企业停工、半停工随即增多。

每天都与企业接触的周德文，于今年3月份就提出 “温州20％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的说法，引起了各界对温州企业生存状况的高度关注。周德文说，这一提法完全符合当时温州实际情况，现在情况还要更严重。

“10月份之后外商很少下单了”，周德文说，一些加工出口型企业、外贸企业订单比去年同期降低30％，并且很多货款被外商拖欠，违约率高达10％。

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老板抱怨说：“这犹如一场地震，上下抖几抖，左右晃几晃，再牢固的企业也经受不住这样的折腾。”周德文说，目前温州停工、半停工企业，所占比例肯定要高于20％，“随着外部环境的继续恶化，温州中小企业状况将更加严峻。”

不过，温州市政府出具的统计数据，要比周德文乐观一些。“感受有些不同”，一家温州企业的总经理说，地方政府对企业生存状态的判断，要好于企业自己。

今年7月初，温州市经贸委数据显示，在全市31个工业强镇和开发区企业中，目前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企业占调查总数的8.1％，比今年一季度增加2.1个百分点。10月份，市经贸委数据是，停工、半停工和倒闭的有13.2％，比7月份数据又增加了5.1个百分点。

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说，在金融危机之前，由于产业结构问题，中小企业已经有很多困难，金融危机则使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更加恶化。多重夹击下，再好的企业也难以承受。

政府援手

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州官员透露，之前温州中小企业减产、停产的消息已不绝于耳，有关部门更多把原因归结为产业结构升级所致，并未对此进行详细调查，但没想到事态发展会如此之快。

温州中小企业的生存状况引起了中央政府的高度关注。从今年6月中旬至7月上旬，短短20余天时间里，商务部、税务总局、全国工商联、银监会等相关部门相继派员到温州考察。

7月7日，一份名为《当前中小企业生存环境亟待改善》的调查报告，由浙江省紧急报送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这已是浙江省第三次就此问题向中央部门呈送调研报告。

这个报告称，浙江经济正处在产业升级转型期、国际经济波动期、宏观调控紧缩期等几项叠加的关键时期，全省200多万家民企处境艰难，大量中小企业生存面临危机，关停并转增多，许多宏观层面上的问题仅靠地方政府、企业本身难以解决。

参与此次调研的浙江省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潘立生说，当时调研发现，由于资金缺口严重，许多企业出现资金链断裂。同时由于中小企业大多互相担保，债务链错综复杂。此外，小企业处境艰难，使以往依附大企业、配套协作的产业链正在断裂，一些企业主描述的情形是“不生产等死，生产是快死”。

在向国务院、国家有关部委反馈情况、递交建议的同时，浙江地方政府也在主动探寻企业困境的解决之策。“地方政府态度也在发生根本性变化，”潘立生说，“从原先以提振信心为主，到如今拿出上百亿元为中小企业减负等实际措施，其力度在明显加大。”

今年6月，浙江省经贸委召开上半年全省经济形势分析会，表示将实施支持企业解困的政策措施，开展为企业服务活动。几乎同时，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促进全省外贸稳定健康发展的意见》，在财政扶持、鼓励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出口退税进度等方面提出14条意见。

11月上旬，浙江省政府决定，在前阶段出台企业税费减免或缓征措施的基础上，决定通过取消和暂停部分行政性收费项目、减免困难企业相关税费等途径，今明两年再减轻企业负担100亿元。同时，通过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明年减轻企业税负100亿元。

此外，浙江省积极倡导政企银联动，通过完善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机制、开展村镇银行和小额贷款公司试点、支持金融业务创新等途径，推动金融部门加强对经济增长的有效保障。

救市的担心

“温州是中国经济的风向标，其问题会先于全国反映出来，如果温州可以转型的话，那中国就行。”温州大学张一力教授认为。

据介绍，10月份，温州瓯海区停工、半停工企业达16％，全市统计的停工企业为8％，企业层面的困境，将直接反映到消费上。另外，预计在明年1月到2月，温州财政增长可能会是负数。

“一些部门对问题严重性还是估计不足”，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说，国家通过“直接减税”等措施帮扶中小企业，也在努力改善企业的生存环境，“但力度还是比较有限，像挤牙膏似的，很多企业依然很困难。”

浙江日丰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黄发静认为，有关政策比以前宽松多了，但力度、操作技巧还需要进一步加强。比如中央银行信贷已在放宽，但是中小企业没有贷款抵押物，没有信用担保，所以借款还是很困难。另外，只有进口生产设备才能获得财政补贴，这对处在困境中的大部分中小企业来说，几乎享受不到任何好处。

据悉，温州有6000亿元的民间资金，但如何使其成为中小企业帮手，已成为困扰政府、企业的一大难题。目前，温州已成立几家小额贷款公司，然而据熟悉内情的人士介绍，其贷款业务大多是在关系公司之间进行 “左手换右手”操作，并未达到政府初衷——扶持企业、三农。

“有关部门对民间资金的引导，并未出现非常明显的积极作用，政府应该反思。”中国首家私人钱庄主人、温州方兴担保有限公司董事长方培林认为，在严格遵守“只贷不存”、“利率不能超过银行4倍”等政策规定下，应该让小额贷款公司遍地开花，这样才能让民间资金浮出水面，在平抑民间利率的同时，为中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但现在小额贷款公司的门槛依旧很高。

周德文认为，温州民营企业是在政府精心呵护下从“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做起来的，他们对企业备加珍惜，不会轻言放弃。

“只要有厂房在，他们（企业主）就不会跑，也跑不了”，黄发静说，厂房已成为温州老板的一项主要资产，这也是温州乃至浙江经济稳定性比较强的主要原因。而东莞不一样，当地建很多厂房基地吸引外面投资，一旦经营不行外商就可能弃厂逃跑。

政府救市也带来了诸多担心。据了解，一些温州官员认为，在放宽信贷、加大财政补贴、不提最低工资标准等诸多政策下，中小企业是获得了喘息的生存机会，但也可能延缓了温州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时间，想改变温州“打工者城市”的形象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