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中国读MBA
在随丈夫来中国之前，陈俐蓉是瑞银新加坡公司风险控制部门的主管，不过她现在的身份还是中欧国际工商管理学院2008届的新生。
陈俐蓉是2008年来到中国的，她曾经在一家中国民营制药企业担任财务总监，并帮助这家公司在海外上市。不过很快她就发现，国内外企业的需求差异很大。
“我在跨国公司的经历帮不了我，为了了解中国的企业真正需要什么，我选择先在国内读一个MBA。”陈俐蓉说，“当然商学院也是一个培养人脉以及进入商界的好平台。”
来中国读MBA，现在这样想的外籍学生比几年前要多很多。持续两年的金融动荡也是一个催化剂。“商学院的兴衰是反经济周期的，经济环境不好将大大降低读MBA的机会成本。”沃顿商学院副院长杰弗瑞这样说。类似的情况在上一次互联网泡沫破裂时也曾出现。
在美国和欧洲陷入一片恐慌之时，整个世界都期望中国有更好的表现。这就不难理解，在过去3个月的09级MBA前期招生轮次中，报考长江商学院的外籍学生是往届的数倍，这一届招生还有约半年的时间才会全部结束。这家商学院的媒介经理孙红宝说，预期在09级MBA学生中，外籍学生的比例估计可达30%左右，“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
在中欧商学院，2008年－2009年的招生季，MBA国际学生的报名人数增加了50％，2008年这所学校招收的新生中，10％是来自华尔街的投行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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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hiSchor就曾在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工作过五年。就读于中欧之前，他在以色列一家全球性基金公司担任基金经理。这个以色列人选择中国的一个原因是，华尔街的高阶主管大多毕业于欧美著名商学院，“你在欧美的商学院能够学到的东西都可以从你的老板身上学到，而中国的商学院能给你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知识结构。”
不过此后发生的一切让他始料不及。
他原本默默无闻，现在却在华尔街成了广受关注的人。ZachiSchor觉得自己的角色类似于一个“中间人”。他在中国读书，来自华尔街的邮件、电话却从来没有断过。那些认识或者不认识的基金经理甚至主管，都向他询问关于中国的问题。他甚至帮助一家以色列背景的私募基金与中国的中金公司、中信集团建立了联系。
去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贝尔斯登被 JP摩根收购，ZachiSchor在华尔街的很多同事都失业了，他们要么另外找工作，要么四处旅行。这个时候，ZachiSchor也即将毕业。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了自己的私募基金公司。
他把创业地点选在了上海。他的公司专门运作对航空公司以及航空设施市场的投资。“第一笔投资已经到位了”，现在，ZachiSchor有理由说，“如果你想在华尔街脱颖而出，你必须懂得中国。”
这样的情形曾经不可想象。3年前，中欧商学院位列《金融时报》全球MBA百强榜第11名时，还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那时候很多人认为，一家创办仅12年的商学院不可能排名如此之高。但是今年2月5日，中欧宣布自己进入了《金融时报》评选的全球商学院十佳之列，排名位于沃顿、哈佛之后，而在麻省和芝加哥、剑桥等名校的商学院之前。
在金融危机之前，中欧的外籍学生比例就已经占到了40%。所以，外籍学生的热情不仅是因为中国商学院影响力的提升。像ZachiSchor那样选择中国的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理由。长江商学院称，外籍学生到他们学校大致主要有两类意愿，一类是对中国的经济成就和文化等感兴趣，一类是想寻找自己国家之外的发展机会。中欧商学院MBA部门的高级招生经理季丽浩说得更明白：“他们试图抓住下一个经济上升期的‘牛头’”。
这个“牛头”的吸引力有多大？也许德文·尼克松(Devon.A.Nixon)的故事更有说服力。37年前，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总理在上海签署《中美上海公报》时，德文还没有出生。尼克松总统不会想到，他的侄孙，这位毕业于美国名校的年轻人——会到中国来，并接受MBA这种发源于美国的工商管理教育。
德文2007年入学，之前他在世界的另一端创业，还曾在一家美国公司任职。现在他更热衷于谈论中国机会。
2008年初，他的同学杨明平在杭州创立了一家号称中国收费最高的中小学教育培训机构，让杭州的富豪们心甘情愿地一年花二三十万元对孩子进行课外培优教育。德文曾受杨明平之邀，给富豪家长们做了一场名为 “美国第一家庭的家庭教育”的讲座。
这位尼克松总统家族的后辈正在努力学习中文。“中国和美国将率先走出危机，而如果能够克服语言的障碍，我将获得无限的机会。”德文还有个长远的规划，不仅想在中国学习，更想留在中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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