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影抵抗遗忘

燕舞

　　在导演和编剧之外，贾樟柯正以“作家”面目示人。当电影《二十四城记》公映时，其《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由山东画报出版社趁势推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更早些的2008年9月，中信出版社将《收获》专栏《一个人的电影》结集成同名图书，张艺谋、田壮壮、焦雄屏、王朔、李陀等作者集体被简化为“格非、贾樟柯等著”；而在批评家崔卫平的《我们时代的叙事》中，贾樟柯是一个当然的述评对象。

《二十四城记》述说的是代号420的国营军工企业成都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由盛转衰、军（用）民（用）并举和卖地并改造的半世纪沧桑变迁。在序言《其余的都是沉默》中，贾樟柯将拍摄缘起追溯到卢米埃尔兄弟发明电影后对雷诺汽车公司工人的首次拍摄，“最早出现在银幕上的人物是劳动者，这是一个双重的伟大的传统。一方面电影开端于纪录美学，另一方面人类第一次用电影摄影机面对我们真实的生存世界，第一次就把焦点对准了工人，对准了普通劳动者。”

贾樟柯只是朴素地运用口述收集电影素材，1970年出生的他偶尔也习惯港台腔式地把“有”用在动词前——问“有参加到‘文革’的活动中去吗”，还把大将罗瑞卿误认为元帅，甚至对“文革”保皇派和造反派的区分也不甚了了，但倾听本身对远离聚光灯的劳动者已足够珍贵。入世如电视台主持人、出世如比丘尼等都主动电话，来谈他们生命中的420厂。沉默经年的420厂三万职工和十万家属，及其背后更广大更沉默的阶层，他们的悲欢离合，岂是书中附录“中国工业体制变迁”中一句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所能一笔带过的？我愿意相信《二十四城记》的电影和同名书有抵抗遮蔽和倾听一个失声群体的疗伤意义。

贾樟柯给十篇非虚构的工人访谈录写的导言，明显比赵涛、陈建斌等明星对应的虚构工人访谈录的导言要鲜活和生动。贾樟柯坦诚地动用私人记忆去和当事人或悲情或豪迈或超然的复杂记忆对接，在土生土长于420厂的女工高翔的家里，高翔儿子那“房梁上吊着的一辆崭新的山地自行车”，让他 “想起童年时悬挂在我家房梁上的竹筐，那竹筐里有烤干的馒头片，妈妈怕我一下吃光，于是加以控制”，“年代不同了，但挂在空中的自行车和挂在空中的馒头片一样，都是因为物质窘迫而变得小心翼翼”。

“相比国人的记忆，这本书能讲出来的，连开头都算不上”，“话到此，不多言”，贾樟柯半文半白的后记神似忘年交陈丹青。《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径直选用陈丹青去年在《小武》十周年放映会上的演讲作前言，陈丹青有一个精彩描述：“我和林旭东都是老知青，我们没有说出 ‘自己’。到了刘小东那儿，他堂堂正正地把自己的愤怒和焦躁叫出来。到了贾樟柯那儿，他把他们那代青年的失落感，说出来了。”

不同于陈丹青对“第五代导演”的辛辣批判，贾樟柯最打动我的，还是他2004年从五台山拜佛归来回太原见阔别数年的“闰土”们：“这些因我追求功名而被疏远了的兄弟，曾经与我朝夕相处。原来时间也无力将我们疏远。三五杯后，酒气驱散陌生，呼喊我的小名，讲这些年间不为外人道的事情。他们告诉我应该要个孩子，他们在为我的老年担忧。我有些想哭，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他们不关心电影，电影跟他们没有关系，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

“闰土”们和接受访谈的工人们乃至更多仍旧沉默的420厂下岗工人，又有多少人有财力有心情去看场《二十四城记》，去买几本贾樟柯的新书呢？

现实主义的影像关怀并不能必然担保作品的艺术品质，在《一个人的电影》中，贾樟柯反对肤浅解读他推崇的《偷自行车的人》：“如果仅仅说关心失业工人、批判资本主义，就太对不起这部杰出的电影了。我觉得它的意义更广更深，而且它对后来现代性更强的影片，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

“我们是个缺乏影像记忆的民族，一方面是视觉理解有问题；另一方面，这个记忆产品本身对于个人、国家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性远远没有被理解”，贾樟柯一直在形而上地观照电影史，“看到那些上世纪三十、四十年代电影的时候，我发现那些才是中国电影非常好的传统，对个人生活、个人情趣，对街坊邻居、市井生活的重视，我觉得那个传统是1949年以后被大的叙事、对革命的热情中断掉了。”

而在《我们时代的叙事》中，崔卫平将《小武》和法国电影大师布烈松的《扒手》并置：“贾樟柯同时运用了两套逻辑：既要享受小混混（‘个人自由’）的种种好处，让人觉得小混混是有趣的，又要分享对于边缘人物同情怜悯的道德立场，结论落实在对社会的谴责批判上面。这两个东西本来是要打架的，但是贾樟柯与我们中的许多人一样，对此并不自觉。”

根据贾樟柯的年龄和从影起始时间，崔卫平将他归为第六代之后的导演，还在《本地青年——第六代之后中国电影中的青年形象》一文中，专门“以贾樟柯为例”：“2007年夏天贾樟柯在他的家乡山西汾阳举办‘青年电影训练营’。短短几年间，仿佛山西这个中国的煤矿大省，如今变成了一个新导演的诞生之地”，“贾樟柯是一个对于空间十分敏感的导演，除了不同地点的空间，还应该包括现实与幻想的不同空间，贾樟柯的影片正是构架在这种既是不同现实之间、也是现实与幻想之间的双重空间的张力及冲突之上，他的年轻的主人公经受着来自现实与幻想的双重折磨，而这同样体现在大多数表现本地青年的那些影片当中”。

所述图书：

《中国工人访谈录：二十四城记》（贾樟柯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4月）

《贾想1996-2008：贾樟柯电影手记》（贾樟柯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3月）

《一个人的电影》（格非、贾樟柯等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9月）

《我们时代的叙事》（崔卫平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