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变经济”到“变制度”（上）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leiyi5684@vip.sina.com

　　留美幼童功败垂成，对容闳的理想和抱负无疑是一个重大打击。屋漏偏遭连夜雨，此时他的美国妻子又患重病，虽然容闳长期悉心照料，妻子终在1886年初夏病逝，留下两个儿子。容闳回忆这一段时间说，1880年到1886年是他一生中最不幸的时期，幼童留美的“平生志愿”横被摧残，妻子又病故，“顿觉心灰，无复生趣。两儿失母时一才七龄，一才九龄。计嗣后十年，以严父而兼慈母，心力俱付劬劳鞠育之中”。

不过，在心灰意冷之中，他仍时时关心国事，常为自己报国无门无限惆怅。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身在异国他乡的容闳一直坐卧不安，焦灼地关心战事，为祖国命运担忧。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僚蔡锡勇以前曾任中国驻美使馆参赞兼翻译，容闳在美与他相识，爱国心切的容闳连发两信给他，提出两大抗敌对策，要他转交张之洞。第一策是中国向英国商借1500万元，购军舰三四艘，雇佣外国兵五千人由太平洋抄袭日本之后，使日本“首尾不能相顾”，必然要调回部分在朝鲜的兵力，中国于是可乘机急练新军，海陆并进，抗击日本。第二策与第一策同时并行，由中国政府派员将台湾全岛抵押给任何一个欧美强国，借款4亿美金，作为全国海陆军与日本长期战斗的军费。或许这只是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但他的爱国情怀，却跃然纸上。

对容闳的建议，张之洞倒是认为第一项可以一试，而第二项万不可行。于是发电报给容闳，要他立即前往伦敦办理此事。得张电报，容闳更感国家生死存亡之际自己义不容辞，立即由美赴英，几经努力，与英国银行界人士达成借款协议，以中国海关税作为担保。但由于清政府内以光绪为首的“帝党”和以慈禧为首的“后党”两党权争激烈，李鸿章与张之洞矛盾重重，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明争暗斗，互相拆台。张之洞提出的以海关税为担保向英国借巨款之举，被慈禧、李鸿章否决。

长期居住美国、满怀爱国热情却颇为天真的容闳，对高层如此复杂的政治斗争了解无多，他认为自己的方案有位高权重的张之洞支持肯定无问题，就抓紧时间与伦敦银行集团签订合约，没想到最终却未获最高当局批准。但伦敦银行集团却以毁约质问容闳，为何事先不与中国政府商定就匆忙签约，他们指责、控告容闳欺诈，并准备向法庭起诉。后经美国朋友调解，容闳才未被起诉，悻悻然回到美国。

容闳虽然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还因此被英国银行指控，但他仍不气馁，满腔爱国热情并未因此减弱，反因《马关条约》的签订更加高涨。返回美国后立即致电张之洞，表示仍愿为国效劳，请张指示“此后进行方针”。张之洞马上复电，要容闳回国商议。得张电后，容闳把儿子托付给美国朋友照料后便启程回国，于夏初抵达上海。到上海后，他立即脱下西装，穿上刚刚买来的清朝官服，戴上假辫子，匆匆赶到南京，拜谒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每当容闳问起伦敦借款之事，老于宦道的张之洞总是回避岔开，也不告诉朝廷未批准的原因。但提起李鸿章，张之洞则恶语不断，容闳对国内政坛的派系之争、政治的复杂腐败，这才有更多的了解。会见中，张之洞问他有何兴国之策，他向张之洞提出聘请洋人为外交、财政、海军、陆军四部顾问，使中国行政机关依西欧成规，重新组织建设。

这些建议说明，他认为中国已到进行制度改革、建设的时候了。对这些建议，张之洞并未理睬，只委任他一个江南交涉委员的空衔。顶此空衔，容闳每月无事可做，却可领150元高薪，为不少人羡慕，但一心想为国做事的容闳感到非常烦闷无聊，不到三个月就辞职回到上海。

虽然建议不被采纳，但容闳爱国之心不死，于是来到北京，想寻找机会打动朝廷。从1896年到1898年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清政府提出种种兴国方案，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设立国家银行、修筑全国铁路两大建议，并有详备可行的章程和实施细则。

此时的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的近代工商业已有长足的进展，但国家还没有国家银行，严重束缚了经济发展，而清政府根本没有认识到、也不知近代银行为何物。容闳深知近代银行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早在1860年就曾劝太平天国建立国家银行，后曾将美国的一些银行的组织、规章制度译成中文。1896年3月，他以此为基础，通过有关大臣给光绪递上两个创办近代国家银行的条陈。这两个共有大小条文46条，对银行的资金来源、权责、国家资本与商股关系、钞币发行控制、财务清算、总行与分行关系、印发券票，甚至连债券、银票的样式都随有草图，并详加说明。这是一套完整、系统、详细而且可行的近代银行方案，使国人闻所未闻。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騄专门召见了他，翁在日记中写道：“江苏候补道容闳，纯甫，久住美国，居然洋人矣。然谈银行颇得要。”他的计划很快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容闳备受鼓舞，立即着手选址买地、招聘挑选合适人员，并受户部委托准备赴美与美国财政部接洽有关事宜。

然而，正在此时，兴办国家银行的方案却被盛宣怀破坏。盛宣怀是经办洋务的重要官员，当然知道办现代银行不仅是大势所趋，且是重大利源，所以一心想自己承办这些事情。他不仅具有商人的头脑，更是老谋深算的官僚，用重金开路，因此朝廷上下人脉极广，而容闳对官场规则一窍不通、与各方官僚很少来往，根本不是他的对手。他得知朝廷批准容闳创建国家银行的消息后，立即致电翁同騄请求暂缓实行容闳的计划，同时急忙携重金赶到北京，上下打点。在他的“努力”下，李鸿章、奕盉、奕、李莲英等全都表态支持。1896年11月中旬朝廷下谕要盛筹办银行，第二年5月末，盛宣怀创办的通商银行在上海开行，容闳的努力终告失败。

1896年和1898年，容闳还分别给清政府上了两个兴修全国铁路的条陈。他的计划宏大而周密，对如何组建铁路股份公司、如何管理铁路及沿线通讯设施、怎样开采铁路附近的煤矿铁矿、怎样招聘培养铁路技术管理人才等，都提出了细致入微的方案。虽然光绪皇帝在1898年2月批准了容闳的第二个条陈，即修筑津镇铁路，但铁路也涉及各方利益，于是各利益集团开始争夺、破坏，盛宣怀、王文韶、张之洞、刘坤一等高官串通一气，共同反对。而且由于此路经过山东境内，德国认为“侵犯”其利益也表反对。如此强大的反对阵营，使容闳的筑路计划又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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