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诺丁汉大学全球化和经济政策研究中心（GEP）主办的一场经济论坛上，马丁·沃尔夫就坐在我的对面。这个腆着肚子，身高不到1.7米的64岁老人，缩在沙发里，眯着眼向我看来，身旁的名牌上写着——英国 《金融时报》副主编兼首席经济评论员。

我们的聊天从他对一家中国航空公司的抱怨说起。“我在香港晚点了一个多小时，”马丁说，“真不大敢坐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服务倒是很好，但是晚点率太高了。”这很符合我对于马丁的预期。采访前，与他相熟的一位朋友告诫我，马丁说话会比较冲，观点也很犀利，但他没有恶意，只是比较愤世嫉俗一点。

马丁曾有些受挫地说道，也许中国人民银行是主要国家当中惟一一个和他没有直接联系的央行。这句话听起来让人觉得不大舒服，不过作为引导国际舆论的重要人士，货币当局与其保持一个畅通的沟通管道也许不失明智。不过看一看其文标题就知道为什么中国官员会对其敬而远之了：《如何与顽固的中国打一场汇率战》，《为什么美国会在这场货币战争获胜？》……如何对待这样一位在西方经济学界，对于中国汇率政策非常有代表的异见人士，也许值得中国人思考。

访谈

经济观察报：近期市场对于美联储的二次量化宽松政策有很大的争议，你认为仅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不通过财政刺激，能够解决美国经济的问题吗？

马丁·沃尔夫：我认为美联储干预的主要目的是使疲弱的经济加速复苏。目前二次量化宽松的数额是非常少的，仅占到美国GDP的4%，所以我预测这项措施对加速复苏的作用可能是微弱的。当然如果美联储接下来将量化宽松视为长期措施，将会产生更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就像上一轮的量化宽松一样，这项政策只可能给经济复苏带来很小的影响，光靠此项政策，美国经济不会强力复苏。

同时，美国中期选举后，国内的政治环境也不大可能实施财政刺激，外部刺激依然很弱，我不期望出口会大幅增长，所以复苏依然依赖于其国内消费与投资，而这些消费与投资的增长在未来几年当中都会很缓慢。所以，我认为如果没有大规模的财政政策或者更宽松的货币政策，美国经济按历史标准复苏将非常微弱，平均年化增长率在2%左右。

经济观察报：很多经济学家也担心，随着美国经济可能面临无就业复苏，即使美联储向银行体系注入资金，公司以及个人也没有意愿去消费，这些钱可能大量地流入新兴市场，形成热钱，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马丁·沃尔夫：现在还很难做出任何确定的判断。让我们先回到量化宽松政策的影响，它可能会带来两方面的直接影响。首先，这一政策会提高价格，同时降低美国政府债务的收益率；其次，它改变了人们的投资组合，大家倾向于将手中的债券卖掉，而持有现金，这也会导致商业银行的储备增加。

按照利率效应 （Interestrateef－fects）的理论，量化宽松也会提高美国以及全球风险更高的资产的价格，使得公司与个人更愿意借款与消费，同时也使得负债的公司以及个人更易偿还债务。但我认为，量化宽松在利率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弱的。不要忘记美国长期债券利率已经非常低，即使再降10至20个基点，也不会产生太大的不同。除非美联储注入更大规模的资金，而从这次量化宽松的数额——6000亿美元来看，美联储还是非常克制的。

量化宽松政策的确刺激了人们抬高资产价格的意愿，而大多数的这些以美元计价的资产来自新兴市场，所以这项政策也对汇率的变化产生作用。但那些认为量化宽松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升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有一股更大的力量在推动着这些国家的货币升值。那就是全世界的人，包括那些拥有西方资产以及过去购买西方资产的西方人都开始对这些资产感到失望。他们想要更多地配置新兴市场的资源，因为那里看上去更具有吸引力与赚钱的机会。所以，私人资本正向新兴市场流动。由于量化宽松使得西方债券利率较低，新兴市场的资产看起来更有吸引力，货币政策在其中可能发挥了一定的“增强”的作用，但不是决定的作用。

决定作用是对于全球市场风险回报率的本质上的重估。现在，新兴市场国家被视为风险更小，回报率更高，促使资本流入那里，使得新兴市场国家汇率升高，经常账户赤字增加或者顺差减少。换句话来说，世界经济正在试图将经常账户的赤字从发达国家转移至新兴市场国家。而新兴市场国家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发生，他们希望继续保持顺差，所以一些国家，包括中国试图抵抗这股资本流入。

从21世纪开始以来，我对美元市场就一直持熊市的看法，现在也一样，只是2007年的那场危机奇怪地打乱了这个市场，这是我之前无法预测到的。现在，美元的真实币值正在回归其在危机前的水平，这是大家可以预料得到的，因为危机时，大量财富涌向美元，那儿被视为避险天堂，而现在这些财富正回到危机前的地方。

真实的力量是私人产业的资本流动，是根本是投资组合决策，没有货币政策能够改变他们。所以我认为，目前对于量化宽松政策的关注太多太过了，这项政策并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中国目前面临严重的热钱压力吗？

马丁·沃尔夫：我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的印象是中国货币当局有效地控制了短期资本的大量流入。很明显，短期流入中国的资本在增加，由于西方传统安全资产的收益已经非常低，投资者倾向更高的回报率，他们自然会将资产更多配置在增长率较高的中国。由于利率很低，借贷成本低，其中肯定存在以投机为目的的资本，但是我想强调这与量化宽松政策没有关系。

经济观察报：你认为目前存在竞争性货币贬值的危险吗？

马丁·沃尔夫：由于全球的资产都在进行重新配置，很多人对于美元很紧张，信心不足。但是，我还没有注意到任何国家正在刻意地追求一项竞争性的贬值政策。你可以说，中国政府执行竞争性的非升值政策，但我不认为人民币会贬值。

整体上，鉴于其世界上最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和贸易顺差，再加上本国需求较弱，我毫不怀疑美国人看到一个弱势美元会觉得很开心。但是我真的不认为，美联储故意寻求弱势美元。汇率只是多项经济货币政策的一份附加产品，量化宽松也只是美元贬值的一个很小的因素。

经济观察报：你为何会如此确定？

马丁·沃尔夫：美联储没有管理汇率政策的义务。通过货币贬值，宽松的货币政策可以刺激美国经济的需求，避免通缩。美联储的任务并不是降低汇率，其目的是保持经济增长。如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一个后果，或者政策奏效的渠道是通过货币汇率，对于美国人来说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争议，但事实上，美联储根本不会在意美元汇率会有何种改变。所以正确的逻辑应该是，他们有一个经济增长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标的经济政策当中可能涉及到影响汇率的内容，汇率仅仅是一个过渡机制。

经济观察报：这不也正好说明为了实现本国经济增长，美国的经济政策正在对他国的经济产生负面的影响。这似乎缘于全球不合理的金融体系，换句话来说，你认为有必要改变现有的这种体系吗？

马丁·沃尔夫：首先，我认为所有国家的货币政策都会影响全球经济。自从我们拥有一个开始的世界经济后，经济体的规模越大，其影响力就越大，特别是美国。

其次，让我们来眺望一下其他金融体系的可能性。探讨较多的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特别提款权 （SDR）。SDR不是一个货币体系，它只是一个复合货币 （compositecur－rency），所以对于其发行来说，没有详细的规则，也没有任何央行在背后。任何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其如何与世界各国的本土货币政策互动。只有改变了所有重要国家的货币政策，SDR成为全球货币体系一部分才有可能。不仅如此，如何供给SDR，如何确定各国货币的价格，这些都是很大的问题。

从理论的角度上来说，凯恩斯提出过“BANCOR”的世界货币计划，并建立相应的价格确定体系与供给体系，这一切似乎可行，但事实上，要完成这一切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必须改变所有成员国国内的货币政策。不管是SDR也好，还是以黄金为参照的体系也好，关键问题并不是国际货币标准的问题，而是这一切将会对国内货币的影响的问题。在任何一个新的体系当中，各成员国都必须重新协商，重新妥协，否则这种调整不可能完成。

中国政策可能会失去一定的固定汇率机制的权力，而美联储也应该按这种参照物确定美元价值，量化宽松不再是现在这么简单的事情。而现在，世界主要国家，包括中国与美国对这种改变没有一丝一毫的兴趣，大家根本没意愿，没有可能达成任何妥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面临现在的僵局。

经济观察报：所以我们就困在这儿了？没有办法打破这种僵局吗？

马丁·沃尔夫：有可能打破僵局，但不是通过协议，特别是多边协定。我认为最有可能的情况就是，每个国家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不顾其他人的需求。可以注意到，中国的经常账户盈余已经下降了很多。中国政府决定这样做，不是因为G20或者是APEC，而是出于维护本国经济稳定的目的。所以，也许过个两三年，美国与欧洲经济好一些，不平衡的情况减弱，问题就自然消失了。我认为不会有一个国际协议，因为各国都没有做好准备通过牺牲本国主权而达成任何让步与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