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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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的政治生活、甚至一度在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党报党刊的作用至为重要。有时，一篇社论、一篇评论或一篇报道，就预示着一场影响全国人民命运的全国性政治运动的到来、发展、转变或结束。在电视尚不普及的年代，报刊的作用更是无与伦比。直到现在，报刊仍是中国政治生活中最重要的晴雨表。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直属中共中央的报刊，但在某些“非常时期”，某些“地方党报”起的作用却超过了“中央党报”。众所周知，“文革”时期，上海地方党报作用非常特殊，“文革”的发动文章硬是绕过中央在上海悄悄准备并绕过中央党报而从上海的《文汇报》发表出来。

从1942年起在新四军中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马达，是中国共产党自己培养出来的“红色报人”。“文革”发动时他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解放日报》党委书记、总编辑，看到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笼的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初期，他担任《文汇报》党委书记、总编辑，冒极大风险发表了《伤痕》、《于无声处》等轰动一时的作品。他是这一段充满惊涛骇浪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他的“亲历记”无疑珍贵异常。

马达出生于1925年，在上海读初中时思想左倾，开始参加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1941年初皖南事变发生，在他的再三要求下，地下党批准16岁的他离开上海，越过数道日军封锁线来到新四军苏中根据地。由于工作出色，当年他就加入了共产党。第二年，苏中根据地创办油印的《滨海报》，马达被调到报社，由此开始了长达六十年的新闻生涯。

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总工会所属《劳动报》总编辑、社长。1956年，首都各大报酝酿改革版面和内容，如《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工人日报》等除革新内容外，都把“机关报”的字样拿了下来。马达认为《劳动报》也应把工会“机关报”的牌牌拿掉，并且在内容上更贴近工人、更多反映工人疾苦，不要把工会工作报道变成机关化内容等。经报告请示市总工会党组，并向一位总工会副主席当面请示，均获同意。但反右运动一来，这却成为他“把一张工人阶级报纸复辟为资产阶级报纸”的罪状。马达要求核实自己报告、请示获准的有关情况，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这回事”。他回忆说：“听到这种情况，我伤心极了。运动没来时，大家相敬如宾，能够坦诚相见；运动一来，就惟恐火烧到自己身上，能推则推，能赖则赖，好像变了一个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被破坏的。好在最后“定案”时，上级领导考虑到他“从小参加部队，是在党的怀抱里长大的”，未划为“右派”，但给予党内严重警告、行政撤职的处分。直到1980年代，他的这个处分才完全平反。对此，他反思道：“为什么党内就没有自我申诉的制度？为什么共产党员无权保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呢？”（《马达自述：办报生涯60年》，文汇出版社2004年版，第58、59页）被免去《劳动报》社长兼总编之职后，他被调去筹办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担任评论员。

从1963年到1965年，他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与时任市委候补书记的张春桥办公室相连，经常在一起写文件，侃大山，有时是无话不谈。一天中午，他到张的办公室，看他正在埋头修改文件，随口问张修改什么文件，张神秘地说：“我在改《文汇白头情况》。”马达从未听说过这个“白头情况”，甚感奇怪。因为他的工作任务主要是为市委起草向中央的工作报告，并随市委最高领导去中央参加会议，起草发言稿和会议传达稿；而且当时规定，凡中央下发的电报、文件及上海各部委上报的情况，都要交正副秘书长传阅。经过一番询问，才有人告诉他：“《文汇白头情况》是张春桥亲自安排的，连标题、样式、字体大小都是由他定的。共印十二份，其中十份交‘客人’（江青的代号，她正在上海）专送在杭州休息的毛主席和她控制的北京写作班子。上海只发张春桥、写作组两份，陈丕显发过两期，后来停了。据说连周总理也看不到。”并且让他看了刚从印厂保密车间送来的最新一期“白头情况”。这期“白头情况”是主要对姚文元文章的反应。

原来，姚文元批吴晗的文章发表后，各界并无更多反应，二十几天内只有三篇来稿反驳这篇文章。在江青、张春桥的直接控制下，《文汇报》成立了一个三人小组，张几乎每天与他们碰头一次，传达“上头”精神，搜集“下面”反应，布置采访对象、采访要求，然后将这些情况整理出来上报。张春桥还布置《文汇报》在上海、北京分别召开文学界、史学界知名人士座谈会，说只是内部谈谈，听听各位意见。这些善良的人们根本想不到当时的政治卑鄙、肮脏到这种程度，翦伯赞、李平心、周予同等许多人都对记者坦言自己的观点，对姚文元的文章都不表同意，但却被一份份按“人头”整理的《文汇白头情况》接连上报。他们的言论被作为“右派言论”、“右派分子”的代表，所以“文革”一开始就受到残酷迫害，多人被迫害致死。

1966年5月，马达刚被调到《解放日报》任党委书记兼总编辑，上海市长曹荻秋要他到家中谈话。他清楚地记得：“一进门，曹荻秋即神秘地交给我一叠清样稿，对我说：‘我刚从毛主席那边来，他要我们解放日报、文汇报明天同时见报。’我看了清样第一页，上面用铅笔写了两行大字：‘即发’，毛’，‘标题要大些’。”这叠清样稿是姚文元写的第二篇文章《评“三家村”》，文章的矛头更加明确地指向了北京市委。（《马达自述》，第32、33页）

1966年6月1日的 《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文革”更加疯狂，上海市委按照中央指示，成立了上海文革小组，已从书记处候补书记升任正式书记的张春桥任文革小组组长，组员七人，马达为其中之一。在市委召开全市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干部动员大会前，市委提示《解放日报》发表一篇社论，配合大会。写社论的重任自然由市“文革”小组成员、报社党委书记兼总编辑马达承担。长期从事文字工作、起草文件和社论，对党内斗争深有所知、此时身居要职的马达知道社论的分量，也明白一句不慎的后果，几经考虑，终于写好社论。社论写好后，怎么也想不出一个保险合适的标题，思来想去，最后想到一个四平八稳的题目：《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上海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天，市委开书记处会议，一是讨论曹荻秋代表市委在全市干部大会上的报告稿，二是讨论这篇社论。讨论社论时，张春桥表示不满，提出要加点分量、加点政治分量、应公开点名。后来他亲自加了三大自然段。从马达所细引这三大段全文，可以看到张春桥的“文风”，也是“文革”文风。张一口气点了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贺绿汀、上海京剧院院长周信芳、上海电影局领导著名电影人瞿白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总编辑李俊民、著名学者王西彦、周谷城、李平心、周予同等八人的名字。这八人，都是《文汇白头情况》重点搜集的对象，由于社论公开点名批判，他们都受到了非常残酷的迫害。对社论的标题，张春桥认为太长，改为《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同上，第37页）。

“文革”狂潮很快使马达受到冲击。一些红卫兵来到 《解放日报》造反，批判他“反对毛泽东思想”。其罪状是有一张报纸第一版印有 “毛主席”字样的标题，但第二版同样位置上印有“外交部抗议美帝国主义在拉丁美洲暴行”字样的标题，他们质问马达：你们把“帝国主义”字样印在“毛主席”的背上，这不是反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还有的学生用放大镜仔细查看报纸花边，硬说花边上有希特勒的“卐 ”标记，还有的从花边中发现了“反标”，还有一条罪状是他们发现某天《解放日报》版面上“毛主席”三个字的标题比《人民日报》小。这些，都使马达挨了红卫兵的许多皮鞭。为“纠正错误”，报社立即采取一些措施：深夜和《人民日报》核对重要新闻的标题，以免两报不一样惹来麻烦。二是夜班编辑增加一道工序，看大样时要在灯光下把一版和二版、三版和四版大样的标题叠在一起对一下，以免发生“政治错误”。他感叹道：“办报人这种做法，实在是无奈，如果不是我亲身经历过，一定会认为是双料的滑稽。”（第45页）

从1966年11月起，他就被打倒了，先被关进“牛棚”，后被送到“干校”劳动改造。他记得，在这几个月中他被挂黑牌在全市游斗5次，被大小批斗会600多次。“坐喷气式”批斗是家常便饭，有时被打得衬衣和血粘在一起难以脱下。

在“牛棚”中，被关押的都是“牛鬼蛇神”，但仍然有人揭发、汇报别人。马达总改不掉当总编辑喜发议论的习惯，因此总被告发，经常挨训。有一天，广播里广播“八亿人民不斗行吗？”的“最高指示”，晚上写思想汇报时，他随口说了句“为啥八亿人民要斗，斗谁呀”，立即被汇报上去，被严厉训话。“同是天涯沦落人”，这样的时候告密之风仍然盛行，俨然成为一种文革文化（第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