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日渐弥散，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罗兰·贝格带来的最新消息是，2011年底，全球经济可以恢复至危机前水平。

成熟的商业社会永远需要预测，因此我们的周围始终遍布着各种各样的预言。对于两年前这场未被广泛预警的危机，罗兰·贝格也对记者坦言，“预测不仅基于方法论，有时完全凭感觉”。这可能会给人带来强烈的失落感，但另一方面，一旦意识到水面下的“黑天鹅”永远难以察觉时，或许会让人更关注每项决策可能带来的机会成本，避免匆忙间盲目抉择。

作为科尔、施罗德、默克尔三任总理的政府顾问，罗兰·贝格曾被两度邀约出任德国的经济部长。在欧洲，他的名字足以作为整个咨询行业的代名词。这使得他始终可以基于全球宏观经济的变动趋势，对公司和政府机构给出恰如其分的建议。

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他试图向读者揭示出金融危机对全球化的影响以及咨询公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变化，与此同时，他对中国企业“出海”给出的建议，在这个全球化日益加深和不确定的世界中，也具有一定的指点意义。

危机中的角色

经济观察报：日益全球化和开放的时代趋势，在经济危机之后是否发生了变化？

罗兰·贝格：我认为全球化依然会不断延续，经济危机不会中断这一进程。在中国和印度这些增长迅速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中，贸易额始终在不断增长。让我给出一些数字：去年全球GDP增长了5％，而同期的全球贸易额增长了22％，FDI（外国直接投资）增长了12％，全球化的指标——贸易额和FDI——的增长幅度快于整个经济的增长，这意味着全球化的程度在不断加深，并会继续顺畅推进。

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国家保护主义和汇率问题。一些国家试图通过货币贬值来让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更具竞争力。一些政府也在采取一些保护性政策，比方说中国政府减少对稀土的出口，以及法国政府对西门子高速铁路的进口限制。但最终保护主义还是会得到遏制，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

经济观察报：这种全球化不断加深的趋势会不会进一步加剧贸易风险？

罗兰·贝格：不，恰恰相反，我认为全球化毫无疑问会减少贸易风险。在一个真正的全球化进程中，每个投资的国家都想令市场更开放，参与其中的企业都希望保持这种全球化趋势。全球化投资是提高国民财富的首要驱动力，尤其对于新兴市场，外来投资会提供大量就业岗位，加快科技转移，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经济观察报：经济泡沫破灭时，不仅一些明星企业纷纷落马，咨询公司也受到拷问，比如《经济学人》那时就提出——“咨询公司、救救自己吧”。你认为在这样一个充满风险和不确定性的时代，咨询公司应当扮演什么角色？你所在的这个行业在这轮经济调整中，又发生了哪些变化？

罗兰·贝格：应该说，很庆幸罗兰贝格公司并未受到经济危机的波及，这大概要归功于我们在重组方面的优势。危机中重组非常关键。无论公司还是政府机构，在危机中都面临重组，这一点甚至帮助我们实现了适度增长。

经济观察报：这对于你们反而成为了一个机会。

罗兰·贝格：的确如此。这或许是罗兰贝格和其他竞争对手的差异。而且我们提供的方案切实可行，而非抽象的概念和战略。危机之后不久的2010年，多数咨询公司都实现了恢复。

当然，整个行业在危机中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从长期来看，公司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们的技能日渐成熟，专业型变得更强。我认为，未来的咨询业应该要更具创新性，能够提出关于全球增长、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全新理念，而非仅仅提供具体而微的建议。

这仅仅是针对管理咨询公司，IT咨询公司上演的是另一版本的故事。它们可能会面临更多整合。像罗兰贝格、麦肯锡这样的管理咨询公司，和埃森哲、IBM、毕博这样的IT咨询公司，面对的市场是完全不同的。

新兴市场远非“金砖四国”

经济观察报：咨询公司往往承担一些预测性的职能。在这里，我想请你试着预测一下，未来五到十年，世界经济将会有哪些大的趋势性的变化？这些咨询公司要如何把握创新机遇呢？

罗兰·贝格：这需要对整个世界的变化有更为深入的了解，以此来制定新的理念。首先不可回避的是老龄化问题，企业要制定针对这一人群的产品和服务，比如医疗服务。第二依然是全球化，咨询公司要帮助企业适应不同国家的文化，帮助其用不同管理方式适应不同背景。与此同时，战略咨询公司需要理解政府行为，和政府进行合作，根据政府政策方向来调整策略。

大型咨询公司往往都是国际性企业，充分理解这些国际趋势，才能相应地改变客户的产品组合，帮助企业更好应对。比如说面对气候变化和能源短缺的局势，可以建议它们提供更多的绿色产品和服务。西门子总体上是个非常传统的公司，但近来做出很多转变，变得更加环保，它超过25％的产品都是用来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从而减缓全球变暖的。

罗兰贝格对于全球汽车行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做过很多研究。我们的很多客户，如德国大众和一些中国客户，通过这些研究了解到要更多发展电动车领域，相应投入电池技术等等。最近奔驰和中国的比亚迪就成立了一间合资公司。这就是咨询公司帮助企业把握未来的实例。

经济观察报：在预测这一功能上，某种程度上媒体也类似于咨询公司，但在这次前所未有的危机中也受到责难，被认为没能准确预见到这一灾难性局面的发生。如你所言，我们对大的趋势可以有充分判断，但对于这些突发事件，是否会经常出现失灵的状况？

罗兰·贝格：有一点不可忽视，未来永远是不确定的，不可能完全被预测到。但你可以了解长期趋势，从而做出推断。这种预测并非总是基于方法论，有时完全凭感觉。比如说罗兰贝格公司预测到经济将很快复苏，并提出一个“V型”模式。这也是德国为何在危机中表现良好的原因。但很多人认为，复苏会是非常漫长的周期。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讲，我在2008年初就卖掉了大部分股票，认为当时已经有泡沫出现。而在危机发生后，如果你持有和罗兰贝格对复苏同样的理解，低价买入股票，就会获利很多。很多预测是凭经验和感觉的，特别是对时机的把握。

经济观察报：你在清华演讲中提到，全球经济已经出现了全面复苏的迹象，这种复苏是否已经达到了2009年之前的水平？

罗兰·贝格：从数字来看，尚未完全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毕竟我们失去了两年，总要一定的休整期。当然，这主要针对发达国家。俄罗斯也遭遇很大打击，因为原材料和内部需求的下降。但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比如中国、印度、巴西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发展势头很好。就全球平均而言，今年年底会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经济观察报：你不断提及新兴市场，这个概念看上去早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金砖四国”，而更为广泛，是这样吗？

罗兰·贝格：当然，新兴市场远非“金砖四国”。大部分的东南亚国家，印尼、泰国、越南和东盟五国，以及一些非洲国家，甚至在中东骚乱平息之后，也会出现非常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比如伊朗如果政局稳定，也是非常有希望的新兴市场国家。“金砖四国”仅仅是高盛提出来的一个噱头——俄罗斯不该被包括在内，事实上它经济非常脆弱，甚至比几年前更糟。

无论如何，不能拘泥于任何既定概念，而要独立看待每个案例并做出分析。中国是最大的新兴经济体，它非常早地开始在非洲和南美的一些地区投资，这些投资在不断扩大。这一点上，中国似乎比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更有先见。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新兴经济体范围的扩大，是否会对中国的发展带来挑战？比如目前一些外资公司，已经把中国的工厂转移到东南亚一些其他国家。

罗兰·贝格：我想这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良性信号。这意味着整体价值链的转移，中国正在提供越来越多的高附加值产品，以及更多的高素质劳动力。这对这个国家的未来大有好处。中国不再仅仅是廉价劳动力的代名词，这值得肯定。当然也要认识到，中国西部依然有大量低成本劳动力的地区，政府应该鼓励外资公司和本地企业，不仅在东部寻找劳动力，也要关注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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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并不存在互联网泡沫

经济观察报：中国赴美上市公司日渐增多，去年有超过40家，包括美国本土也密集地出现互联网公司的IPO，这是否意味着十年前“新经济”时代的卷土重来？也有人判断，这其中可能存在着大量泡沫？

罗兰·贝格：中国公司赴美上市很正常，是理性抉择。美国仍然拥有全球最大的交易市场和资本市场，吸引了包括欧洲和阿拉伯世界的投资。其次，“新经济时代”从未消失，上世纪90年代以来，IT行业带来了一定泡沫，就像任何一种新技术一样——起初出现时股价飞涨，消失时股价下跌。在欧洲，铁路技术的诞生当年就出现过这种情况。包括Google上市时股价上升也很快。我认为目前并不存在泡沫，人们需要更多的产品和服务。

经济观察报：你对经济现状非常乐观。在这些复苏的迹象中，是否潜在着一些被忽视的问题？

罗兰·贝格：市场经济中总有起伏，总有繁荣和消退，但潜在趋势是乐观的。从长期来看，如果不存在战争和其他巨大的干扰因素——像日本地震和核危机，世界经济的增长是可以预见的。但是，无论是公司还是政府机构，都应意识到泡沫的风险始终存在。它最初可能表现为信贷市场中的流动性过剩，比如中国政府或许该进一步收紧信贷。其次，需求也会有浮动，当然也会有一些政治阻力，比如中东危机。因此，政府应该在适当的时候介入，以求缓和下跌趋势。

经济观察报：对于致力于国际化和“出海”的中国企业，你是否可以给出一些相应建议？

罗兰·贝格：“出海”始终会有一定风险，一些发达地区拥有不同的文化、管理准则，以及政府规定。比如，中国公司到欧洲拓展，不该依赖于中国经验，而应更多听取第三方的看法。比如欧盟的管理准则，以及了解如何和欧洲政府打交道。

对于进入中国的外资公司同理。每个经济体都大有不同，也拥有和政府打交道的不同方式。这就是中国公司要面临的首要风险。如果说有个小建议的话，不妨尝试引入一些外籍管理者，就像吉利并购沃尔沃时所做的那样。

经济观察报：你不断提到公司和政府关系的重要性。对来到中国的外资公司，应如何维系与政府间的关系？

罗兰·贝格：我想我无法给予太好的建议。对于来到中国的外资公司，应该更多听取本地人的建议，而不是我这个外来者。有必要说的是，中国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重要性胜过任何一个欧洲国家以及美国政府。中国的合资公司形态就很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