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学术界，英国人李约瑟与美国人费正清称得上是研究中国问题的两座高峰。“中国通”费正清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泰斗；而李约瑟这位剑桥大学的生物化学家，却对中国科技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撰写著作《中国科学技术史》，使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曾经辉煌的科学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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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约瑟之于中国

尽管希腊人和罗马人曾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李约瑟认为，在文艺复兴前，中国人在科技上的发明创造领先于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国人不仅拥有四大发明,还是现代农业、航运、钢铁、能源和火箭技术的早期奠基者。李约瑟试图告诉世人：当今世界大部分科技文明都是建立在中国古代发明创造基础上的。

1937年，三个中国人造访了他的实验室，向李约瑟介绍了东方古老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这给处于“西方中心论”舆论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震动。从那以后，李约瑟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

1942年到1946年的战乱年代，李约瑟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来到重庆。他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技文献，并得出了观点：“没有一个民族或一个多民族的集体像中国那样对世界整个文明的发展，做出如此积极而深刻的贡献。”

1948年，返回剑桥的李约瑟先后在中国助手王铃和鲁桂珍的协助下，编写《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的难题

李约瑟遍游中国，他的思绪被困扰：“如果说聪明的中国人善于发明创造，为什么现代科学出现于西方而不是中国？为什么中国人民的生活依然如此贫困潦倒，科技如此落后？”

这便是后来著名的“李约瑟难题”。

吴晓波在《李约瑟难题到底难在哪里》写道，“李约瑟在研究中发现，由于中国关于技术的发明主要起于实用，往往知其然而不深究其所以然。若与西方相较，中国许多技术发明的背后，缺少了西方科学史上的特殊精神，即长期而系统的、通过数学化来探求宇宙的奥秘。所以中国史上虽有不少合乎科学原理的技术发明，但并未发展出一套体用兼备的系统科学。”

李约瑟也从政治制度的层面对中国科学的落后进行了审视。南开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约瑟问题研究专家李建珊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之间，中国的科学技术要比西方发达，但到了明清时期——封建官僚制度空前强化的时期，农田水利不及唐宋的规模，水轮、风电的发展也十分缓慢。明清专制统治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

“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和中国结下了深深的缘分。他数次访华，与他的中国学生鲁桂珍结为伉俪，成为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这一切，使李约瑟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

当然，这与历史环境密不可分。1943年到1946年李约瑟在中国进行了11次长途考察，路程长达3万里，他把自己形容成“圣诞老人”，一次次把试管、放大镜、小型发电机及科学实验需要的各种化学制剂分送给研究条件恶劣的中国科学家们。

此外，1954年李约瑟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以后的20年，是中国在世界政治中非常孤立的年代。而竟然有位来自西方的知名学者，孜孜不倦地编写着弘扬中国文化的著作。正如鲁桂珍在《李约瑟小传》中所说，“当时中国多么需要有人支持，而李约瑟大胆给予了支持。”

多年过去了，李约瑟这三个字几乎成为“中国科学史”的同义语，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的某种误区：中国古代科学史就是搜寻、列举中国历史上各种发明成就，就是寻找各种“中国世界第一”的。在公众心中，科技史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必上之课。

而其实，李约瑟的著作英文原名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只是在中国出版时改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却沿用至今。

“李约瑟曾被认为过于地亲近中国，甚至在上世纪50年代被美国打上共产主义标签，这并不公允。剑桥大学的李约瑟研究所内超过1400件中国藏品有力地佐证了李约瑟的工作”，纪录片《源·探索中国》的制片盖里·麦克阿尔菲（Garry　McAlpine）接受本报专访时谈到。

而《自然》（Nature）杂志对李约瑟的评价是，“在20世纪，没有哪位学者像李约瑟一样，改写了人们的脑海中的固有观念，他把中国过去1500年的历史描绘、梳理，如画般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