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清晰地记得，十年前，我曾经勾勒自己退休以后的生活：在黄浦江边的一栋大楼里，作为一个金融家俱乐部的会员，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市场，策划一些项目，现在想来，这种场景似乎是对中国金融市场期望的一个浓缩。

作为金融行业的一分子，我热爱这个行业，充分了解这个行业对于国家经济的重要性，经常畅想金融行业今后的发展。我希望，中国的金融市场，在十年后能够拥有“国际化、开放、竞争”三大主题。

对于金融业和银行业来讲，过去的十年呈现出怎样的状态，影响它的因素其实有很多是行业之外、金融之外的事情：经济情况、社会环境、政治环境、技术环境从整体上塑造出中国金融业目前的状态。

未来十年肯定有两个大的进步将要发生，一是中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会进一步改善，二是技术环境会有超出想象力的变化，而这两个大的进步将决定金融业今后十年的状态。

金融业向来和军事领域一样，对技术的进步非常敏感，应用前景广阔，技术升级的资金也很充裕。而技术超出想象的变化会让金融业也出现超乎想象的变化。

随着整个社会走向财富社会，有财富的人变成投资者，而投资者会变得更有挑选的动力和能力，这其实会使中国的金融市场结构多样化。未来十年这个多样化的方向很明确，而且会进一步加剧。投资市场、财富市场，会更稳健更大；而银行业靠存款贷款为主导的金融服务模式，肯定会逐渐转变，其他的股票、债券，PE等各种投资，会进一步发展。在市场规范的前提下，股票、债券和投资市场，会给中国的国民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影响。

金融市场的丰富化，要靠更多的机构投资者予以支撑。所以十年后中国的市场一定会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的。

回顾历史，汇丰银行、渣打银行，还有很多在上个世纪上上个世纪已经消失的、但当时曾经红极一时的银行，最早都是在东方创办起来，而且很多都是在中国办理起来的。那时候中国的上海比很多地方都红火。

这样的情景，在未来十年应该重新恢复和建立。不仅仅是法律制度，我们从思想和心态上都真正开放，拥有宽广的胸怀，主动让中国成为一个全球金融的舞台。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开放的理解要超越过去简单的开放机构准入的门槛，而让金融业的开放变成一种观念和管理形式。

具体地说，我希望十年后中资和外资银行之间能有一个比较相当的业务级别的平衡和较量。未来十年发展当中，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市场不一定全国铺开，但是在一些核心市场譬如上海、北京、广州、香港、天津，外资银行跟中资银行有一个更好的匹配和当量。

假如说二十年以后再建一条北京到上海时速800公里的高铁，像今天这样财政部来牵头、中资银行提供贷款的模式可能就会发生变化。中外资银行会组织一个银团，对项目的效率、投入成本、安全、管理做完善的评估，然后集体去跟这个项目交涉价格。

更重要的是，竞争将给银行业带来品牌的文化和意识，建立行业的游戏规则。

另一种希望是，中国的金融从业人员能像华尔街那样职业化。华尔街的金融家都是代系相传，个人、家族的奋斗和成长经历，其实就很能反映一个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华尔街的银行里都挂着这些人的照片，我希望中国的金融机构里也能出现这样的传承。让职业银行家成为大家欣赏敬佩追求的人生终极目标和境界，而不是其他目标的过渡。

我希望银行家首先要成为一个实业家，中国的银行需要职业的经理人，有魄力、有魅力的领导力，从而形成的一种文化积淀，能够跟真正的实业家和企业家同呼吸共命运，通过资金配置的方式成为实业的支持者。

十年前的时候，总思考当时银行业疲于应付各种危机的状况，问题的症结在什么地方呢？当时我个人还很难想得透彻，解决问题的途径在什么地方，更是非常渺茫。

多年之后觉得，这些问题不是一个具体的问题，而是一种体制和机制的问题，这几年从体制和机制上一解决以后，这些问题自然就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中国有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在现行的体制制度安排框架下，任何人在大家看来是不合理的行为，实际上都是理性的。这时候人的正常理性行为是不是真正理性，并不取决于个体，而取决于这个制度和环境是不是理性思维和理性行为。

要想使每个人从这个 “非理性的理性”怪圈中跳出，达到一个真正理性思维和行为，大的环境氛围很重要。

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体制需要更为合理的激励机制，和一种更为理性的制度安排，怎么在社会转型过程当中逐步走向平衡的道路，这个是我们未来十年对于体制需要考虑的问题。

李伏安

中国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