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中心”四城市

不过，深圳市这份姗姗来迟的文件中，虽然解决了税收政策等问题，但对比其他地方政府的政策显得相对平淡。

对此业内人士认为，四大城市的优惠政策反映了政府对PE中心的定位差异。

2007年底，天津宣布设立当时规模最大的20亿元PE“母基金”，以带动500亿元的直接投资；2008年，更是明确有限合伙企业取得股权投资收益适用20%的优惠税率，这一政策至今仍在实施；同时，天津还先声夺人发起成立了国内第一只产业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之后设立了规模超过200亿元的天津船舶产业投资基金。

另一个提出打造PE中心的城市上海，则在2009年6月推出相关外资PE落地政策，当年8月，就已吸引外资PE在上海设立超过300亿元规模的人民币基金，其中包括里昂证券、黑石和麦格理这样的外资金融巨头。

“上海由于存在大量内外资金融机构，具有聚集优势，拥有良好的金融服务环境，也有利于募资。”一家近期悄然将工作重点由北京迁往上海、管理资金超过200亿元的日资企业负责人表示。

北京则利用自身传统金融中心和项目资源的优势，在2009年明确制订了股权投资基金“1+3+N”的总体基金产业构想，凯雷集团也随即宣布将与北京市政府合作成立50亿元规模的人民币基金。

深圳市金融协会会长李春瑜认为，在四个提出建设PE中心的城市中，大型PE、国有创投有向北京靠拢的趋势，而上海的优惠政策则主要针对外资创投，天津则是具备财务方面的优势，也就是在注册、税收等方面的优势。

相较之下，另外三个城市对本土、民营创投的关注度则未必那么集中。一家深圳本土创投机构人士甚至表示，虽然其管理资金超过50亿元，目前上市公司已超过15家，但却不受上海市金融办相关人士待见。“他们主要是关注外资企业。”

作为本土创投最大的收获地创业板，也反映了这种现象。据统计，目前在创业板已挂牌的97家上市企业中，超过60家有创投机构的投资，而其中近一半为深圳本土创投机构。

对于这种现象，深港产学研创投董事长厉伟认为，深圳目前的市场环境是最适合本土创投发展的，相关的政策正是顺应了这种环境。

厉伟认为，深圳市政府的相关文件更多的是解决税收问题、搭建服务平台，而不是盲目地为了吸引外资或国有创投出台政策，丢弃了本身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