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欧阳晓红  “还无法将目前的经济周期定义为通胀，因为现阶段是需求不足的物价上涨。”2月19日，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在中国经济50人论坛2011年年会上表示。

李扬认为有四种因素导致物价上涨。诸如市场结构、国际传播、成本推动、类金融化。前者市场结构方面，需要从微观现象到宏观经济逐一去分析，包括解构微观市场，需具体到参与者如何、交易合约等细节；而类金融化方面，是指金融资本的广泛进入——过多的货币去追逐市场却不是出于真实需求，结果造成商品价格的暴涨暴跌。

至于如何定义目前的经济周期，似乎李扬还在寻求新金融理论框架下的答案。

“现在我们看到的可能是货币政策调控与效果并不统一。”对照50人论坛年会主题——“‘十二五’开好局起好步的几个重大问题”，李扬说；他总结，关键在于中国整个经济状态较从前大不相同，有很多新现象、新问题都需要学界去发现、去研究；而不应用固有思维模式去思考、判断或下定义。

二十集团研究中心秘书长龙永图亦表示，不能用多年前的思维模式去看中国的外贸形式。“出口多并不是‘坏孩子’。”他说。在其看来，减少出口不是主要目标，因为低端产品出口已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目前出口商品中有不少含金量较高的高科技产口。

龙永图建议，不妨将“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调换为两架马车，即投资与需求，而需求理应包括国内与国外。

某种意义上，2011年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年会就像一场颇具“头脑风暴”的思想盛宴，在下午两个半小时的时间中，有24位演讲嘉宾。这些堪称国内一流学术水平的专家围绕“十二五”开局的关键问题各抒已见，但着力点大多落在“通胀、人口拐点、资源、比较优势丧失、改革与市场机制倒退”等方面。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中国的问题在于未富先老，2010年相关数据显示，在中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为8.3%，而世界水平为7.5%，远超国际水平；但中国参照对象又可能是高收入国家，如此或许会面临中等收入陷阱。因为在全球化中获得较大收益的是通常是两头，一端是富裕国家，另一端是穷国（具备比较优势），处于中间的国家将会吃亏，其在全球化进程中获益最少。

“而中国面临劳动力短缺、工资上涨等失去比较优势的诸多挑战，不容乐观。”蔡昉说。

高盛集团投资银行部哈继铭说，面对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人口拐点已到等多重因素，或许应考虑放开市场，诸如打造国际版，包括银行资产证券化，以满足境外投资者的需求；还有是构建涵盖养老公寓在内的养老产业链。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则指出，“十二五”要想开好局起好步，需要宏观经济在资源和环境上有一个宽松的环境。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至今没有转变好，各种矛盾已到一个临界点。他说，宏观经济政策应有个比较宽松环境，不过，并非货币宽松，而是资源和环境的宽松。

“应调整‘十二五’投资计划，因为资源和环境的瓶颈已卡住了我们的脖子。”吴敬琏说。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考虑的是“十二五”期间国有股权民营化的问题。他说，权力应下放至社会、消费层面。而所有权、决策权的下放可以通过民间消费反映出来。

通过调研，陈志武发现，国有体制框架下，财富效应会受到抑制，因为国有经济国家只有一个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担心，目前政策环境下，是在倒逼市场机制的退出。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说，对外，中国正面临国际形势的复杂化，需深层次的研究对外开放；对内，需推进新形式的改革，因为没有改革就没有增长动力。

在李稻葵看来，这种具中国特色的新式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而此轮改革更要从基层做起，利用基层的力量。“当然，也不排除过渡性的政策安排。”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