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的基金经理来说，创造财富的光华里不仅是他们这十几年熠熠生辉的基金业绩，还有他们中一些人付出的生命代价。

105岁的邓普顿和81岁的巴菲特，成为中国那些已经离开的基金经理们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度——不仅是成绩，更重要的是他们创造财富的乐趣。

2007年，中国基金业迎来繁华盛世之后，这个在中国新生的行业已经用残酷的方式送走了数位非常优秀的基金业人才。文鸣、孙延群、严仁明、黄玉、缪建兴、杨长清……

唐代诗人韩愈曾经在他的一首诗中写到，“犹疑在波涛，怵惕梦成魇”。这正是很多基金经理的生活写照，在业绩排名上上下下的重压下，很多基金经理每天都生活在不安中。

残酷的游戏

与同学轻松地聚会，对于基金经理张鸿来说，确实十分难得。9点钟，在金融界的一家咖啡馆，本报记者见到了满脸憔悴的张鸿。他的手机里面赫然显示着还有2000多条未读短信，是各家券商推送的各种研究报告。而他的邮箱里还有一堆要看的邮件。

对于刚刚的聚会，张鸿说，很多同学都说他变了。他读书时是一个非常开朗的人，现在变得话也少了，也内向了。

其实，35岁的张鸿两年前担任了一只基金的基金经理，管理着百亿资产，也取得了不错的投资业绩。

张鸿工作的头三年，他可以算是公司里最勤奋的员工之一，几乎没有在晚上9点前离开过公司，他会把自己所覆盖的行业信息统统整理一遍，发给领导和基金经理们。

张鸿回忆说，当他看到自己的名字以基金经理的身份出现在报纸的公告栏中，非常有成就感，至今他还保留着那张报纸。

一位同行恭喜他荣升基金经理时说，恭喜你加入排名游戏。他有了切身的体会——这是一个相当艰难、相当残酷的游戏。

每一天，很多基金公司都会把各基金的排名发到基金经理们的邮箱里，借用电影里的一句流行语：你看，或者不看，排名就在那里。

每天的业绩被记录下来，相当于每天考试一次，而且只要一退步，马上就会被人盯上，甚至连改正的机会都没有。

北京许多基金经理都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基金经理调研了一些上市公司后决定换仓，三个季度才逐渐换仓完毕，但这时净值已经跌到了行业底部，没多久，老板把他请走了。而他走后不久，这只基金的净值就开始直线上涨。

做基金经理以来，无论排名是好是坏，张鸿从未轻松过。今年以来，他管理的基金业绩排在行业前30名，但这并没有让他有丝毫的轻松感，因为与排名在行业后三分之一的同公司其他基金相比，他管理的基金净值不过领先几分钱，也许行情突变，一天后排名就到了另一个世界。张鸿坦言，“我时常梦到基金的净值大跌，然后惊醒。”

很多人说基金行业是一座 “围城”，外人看到的是他们挣大钱的光鲜，里面的人感觉到的是巨大压力。不过张鸿觉得，这更像是一条不归路，自己像被无形绳子抽动的陀螺。

沉重的代价

上投摩根前投资总监孙延群曾经说过，资产管理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工作，能够长期坚持的人并不多。

那天早上，孙延群独自开车去医院后再也没能回到家，电脑的屏幕上留下他看过的最后一份研报。时年他仅41岁。

虽然两年过去了，但孙延群的一位朋友谈起他时，依然唏嘘不已，“他的胃病引起消化道大出血”。孙的离开曾经震动了很多人。

就在2009年初，51岁的工银瑞信基金公司原固定收益总监文鸣因为癌症病逝。文鸣在生病后曾休息了一段时间，但是手术完了之后又回到公司上班，病情再度恶化，遂致不治。

2011年初，银华基金前基金经理杨长清去世让整个业界更为震惊，他37岁，相当年轻。此时，人们发现，在基金业英年早逝这几年已经不是个案。

杨长清毕业于五道口金融学院，做过市场营销、产品开发，然后又做研究员、基金经理。2009年杨长清管理的银华道琼斯88精选基金取得不俗业绩。一位熟识他的同行说，尤其是年轻的基金经理，刚开始这几年更是战战兢兢，压力巨大。

一位与杨长清共过事的人士说，他对杨长清每天在公司自觉加班的印象深刻。自从2009年底担任基金经理一职以后，他经常会看研究报告直到凌晨。这期间，杨长清的孩子出生，初为人父的他，为了不打扰家人的休息，每天工作结束后，就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我去过两位同行的追悼会，他们悼文上通常会写管理过什么基金，业绩如何如何，可是这样的惨痛代价又给家人留下了什么呢？”北京一位基金经理说，留下的是无尽的伤痛。

不仅是基金经理，在扩规模的竞争下，基金公司的销售体系同样压力重重，一位基金公司负责市场的副总被朋友戏称为：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