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年初，陈元从工作了10年的中国人民银行调任国家开发银行。在他的自述《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中，用短短的一段话概括了这次的工作变更：“朱镕基总理找我谈话，说组织上安排我到国家开发银行工作，希望我带领国开行把国家重点建设和基础设施融资工作搞好。”

他在2012年出版了这本书，概括他在国家开发银行14年的工作。如果从数字来衡量，没有人能够否认陈元在这家银行取得的成就。1994年国家开发银行刚刚成立时，其资本金是500亿元人民币。陈元接任前的1997年，国家开发银行资产总额3811亿元，不良贷款率一度超过40%。到了2011年，国家开发银行已经拥有了6万亿资产，核心资本金3000亿，不良贷款率仅为个位数。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在为陈元的书所写的序言中称赞道：“在陈元董事长的领导下，国开行从一个相对较小的政策性银行发展成为业务遍及全世界、享誉全球的金融机构领军者之一。2011年，国开行总资产接近一万亿美元，相当于世界银行总资产的3倍左右。”

“陈元是个十分现代化的共产党员，他把这份工作视为最重要的事业，把银行变成中国最全球化的机构之一。”英国《金融时报》前中国记者站站长马利德在一本讲述中国的书中说。他指出，虽然陈元从没有在公开场合讲过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已经是全世界最大的开发性银行，但事实已经如此。

陈元在国家开发银行所做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是将这家银行从单纯的政策性银行转变为一家开发性金融机构。直到现在，“开发性金融”对很多人也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在2004年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采访的主题之一就是陈元讲述何为“开发性金融”，“开发性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及纯粹的商业金融有何区别。

“最早的时候完全是凭政策，那个时候不叫政策性金融，叫政策性的财政政策，政府支持某一个项目，政府不支持某一个项目，完全是政府的政策决定。向市场经济过渡后，在半政府半机构阶段，我们也叫机构经济阶段，也可以有政策金融，它是政府政策的延续。到发达的市场经济的时候，机构经济向更高级形态的市场经济过渡的时候，政策性金融就很难说是政府的一个政策，就会转化成政府在市场当中的一些目标、策略、战略。所以我们就用开发性金融来代替政策性金融，既有它们延续的一面，也有它们不同的一面。可以说，政策性金融更多的带有政府性色彩，开发性金融更多的带有市场建设的色彩。”陈元在回答政策性金融与开发性金融的区别时说。

在2012年出版的这本书中，他以更为正式的语言描述了他所认为的开发性金融：“开发性金融是一种金融形态和金融方法，是中国国情下的产物。它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宗旨，以中长期投融资为手段，依托国家信用，通过市场化运作，缓解经济社会发展瓶颈的制约，维护国家金融稳定，增强经济竞争力。其核心是通过银政合作，主动建设市场，把空白、缺失的市场逐渐培育成熟，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筑牢基础。”

从陈元经过推敲的概括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开发性金融是一种介于纯粹的商业金融和纯粹的政策金融之间的金融形态。它是介于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它不同于单纯的政策性金融，因为它会用商业金融机构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但它也不同于单纯的商业性金融机构，因为它又时时把“国家战略”、“国家信用”这样的大词挂在嘴边。

如果没有强大的政府资源作为支持，不可能建立起一家开发性金融机构。但在开始时，困扰陈元的却是如何将市场机制引入国家开发银行。他回忆说：“一方面，当时国开行作为政策性银行，国家有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国开行必须保证这些建设得到融资支持；另一方面，过去基础设施建设融资领域没有多少市场机制和运作规则，我必须带领国开行从头建立其一个市场机制。对我来说，后者的任务更艰巨。”

“我们要成为一家真正的银行，而不是政府的放款机器。”他说。在《财经》杂志对陈元的报道中引用一位金融专家的话说，陈元在国开行的成功，首先在于改变了“交易规则”。“原来的交易规则是，国开行的资金是免费的公共品。陈元告诉他们，你们得还钱！”

陈元进行了三次信贷改革来控制国家开发银行的信贷风险，建立起放贷防火墙。他颇为得意的一个案例是，2000年时，明星上市公司银广夏向开行申请贷款3亿元。“国开行对其财务状况进行了全面客观的分析，决定不予承诺贷款。”后来银广夏爆出财务欺诈。它也是中国证券市场历史上最有名的上市公司欺诈案例之一。在当时大多数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权还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时，陈元已经通过信贷改革改变了这一点：“在贷款上，我没有审批权，只有否决权。大家投票的结果我能否定，但不能撇开大家投票的结果说你们必须做某一个项目。”

通过引入市场运作机制，陈元使国家开发银行区分于从前只能成为政府建设项目提款机的政策性金融机构。接下来，他又通过他所称的“市场建设”，来使国家开发银行明显区别于其他商业性金融机构。“国开行与商业银行最大的区别在于，商业银行是运用现有市场，而国开行不断用融资建设新市场……对于那些有市场缺损和制度缺损，但有光明前景的投融资领域，只要能够进行制度建设和市场建设，以整合体制资源取得盈利的，就是开发性金融的领域。”陈元说。

他提出的全新的模式是：“一方面国开行积极支持地方项目建设，帮助地方政府解决发展中的融资难题；一方面地方政府发挥组织协调作用，把政府的组织优势转化为信用优势，帮助国开行回收贷款，防范金融风险。”

在化解金融风险方面陈元举出的一个例子是国家开发银行对天津夏利不良贷款的收回。天津夏利因为国际汽车巨头纷纷进入，车型、技术和成本都难以应对市场竞争而不断丢失市场份额，也难以偿还国家开发银行此前对它的贷款。陈元的团队和天津市委书记和市场反复商讨，“天津的发展需要大规模城市建设的‘硬环境’，也需要通过配合银行化解不良贷款来改善投资的‘软环境’”。最终的结果是，国家开发银行可以提供贷款为天津城市建设提供支持，但天津市政府要帮助国开行化解夏利的7亿多不良贷款。这就是陈元津津乐道的“银政合作”。“我把这故事讲给外国的投资银行人士听，他们都很惊讶，认为不可思议。”

陈元更为得意的是在市场建设方面，“我们从市场建设入手改变了游戏规则，把一些别人看来只能依靠财政资金支持的领域，培育成了银行贷款的增长点。”这种把“政府组织优势与银行融资优势”相结合，创建出一个新市场的典型例子是进入了哈佛大学商学院案例的“芜湖模式”。

这是一种新兴的城市建设融资模式，用陈元的话说是，“将城建项目打捆，由市政府指定的融资平台作为统借统还的借款法人，由财政建立‘偿债准备金’作为还款来源”。

“这种模式能否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资金本身，而是资金以外的东西。国开行可以给这些融资平台提供巨额资金，但要严格审核融资平台每一笔贷款，要求每一笔都有足够严密的信用结构，让借款方认识到市场规则重要性。这实际上是先搞‘市场建设’，逐渐形成一个市场化的规则。”陈元说。由于土地拥有的巨大价值，政府可以授权借款人以土地出让收益质押作为主要还款保证。银行贷款的风险得到规避。这种模式迅速被全国各地的城市效仿。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升值收益作为质押，获得了开发城市的巨额贷款资金。

“在市场上运用政府信用，用融资推动项目建设和制度建设，走出了一条区别于财政融资和商业金融的开发性金融道路。”陈元这样总结国家开发银行的“探索”。他还将这种探索从城市建设延展到包括小额贷款和助学贷款等领域，也介入了包括西部大开发和三峡工程在内的国家战略级项目，因为，“服务国家战略是贯穿国开行历史的一根主线”。

在陈元看来，“西方形成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经历了漫长的道路，付出了极高的成本和代价”，中国不能重新再走一边西方市场的形成之路，因为难以再负担起这种自发进化的代价、时间和空间。但是，他说，“我相信，制度与市场是可以建设的，中国经济存在的市场缺损是可以通过银政合作来弥补的。”

建设制度和市场的手段之一就是他一直津津乐道的“开发性金融”，“运用政府组织优势的资源和高能量，以市场化融资推动是场合制度的建设，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促进良性互动发展，使完善的市场机制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

国家开发银行自身仍然在不断变化。2008年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国家开发银行先后设立了国开金融和国开证券两家全资子公司。这让国家开发银行成为一家有全牌照金融功能的银行。国开金融在2012年和中投公司一起投资了中国领先的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而在此之前，国家开发银行就已经为包括华为在内的一些优秀中国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它也是一些著名的风险投资基金的母基金。

陈元在不多的几次访问中，会提到包括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这样的开发性金融机构作为参照物，但是，他也说，国家开发银行这样一家金融机构仍然是“中国国情下的产物”。

《金融时报》的马利德讲述过一个故事。1980年代中期，陈元在华盛顿宇宙俱乐部参加一次午餐会。宴会的主人、已故的政治学家汤姆·罗宾逊不断地问陈元，政府官方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与中国正在进行的自由市场改革是否彼此矛盾。

“追问不休让陈元烦了，他大动作地放下刀叉，摆明要对方别问了。他说：‘听着，罗宾逊先生，我们是共产党，由我们决定何为共产主义。’”或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父之一陈云的儿子看来，整个国家和他的国家开发银行一样，走的应该是一条由自己决定的介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道路。这本《政府与市场之间：开发性金融的中国探索》仅仅是陈元部分经历和思维的一个过于简略的介绍。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银行家之一，以及未来人们了解中国经济和金融不可忽略的人物，他值得更多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