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诺奇蒂特兰断想】

 张伟劼/文

不知现在的中小学语文课本里是否还有那经典的毛泽东“老三篇”。按照传统课本的要求，它们是必须全文或部分背诵的。今天我把其中的《纪念白求恩》再找来读，最后一段中的那一连串“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仍是印象鲜明的，倒不是因为它们在形式上的美感，而是因为它们在今天往往以在网络上被恶搞的方式而让人记住。恶搞是解构的一种方式。解构是后现代的时代精神。崇高与卑鄙、正义与邪恶的分野已经显得不那么重要，如何界定这些概念、划出它们之间的鸿沟已经是越来越困难的事。“高尚”“纯粹”“道德”被消解在解构的狂欢里，比美德更重要的是开心——娱乐与消费实在是支撑朝九晚五的劳苦大众的精神支柱。“白求恩”属于过去，不属于现在。“白求恩”是神话传说，是一个真实性可疑的人物，会随着历史激情的淡去而逐渐被人们淡忘，一如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

读了《当世界年轻的时候——参加西班牙内战的中国人（1936-1939）》一书（倪慧如、邹宁远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5月），我首次了解到，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里，有一个叫做“西班牙医生”的群体，从西班牙内战的杀戮场转战至中国的抗日疆场，白求恩就是他们其中一员。这20位所谓“西班牙医生”，没有一个是西班牙人。他们来自加拿大、印度、德国、捷克、保加利亚、波兰等国，奔赴西班牙战场救死扶伤，是为了保卫人民投票选出的共和国政府、阻挡甚嚣尘上的德意法西斯，远赴中国则是为了抵抗日本法西斯，并将他们在西班牙战场上所获得的宝贵的战地医疗经验（如流动血库的创举）运用在中国战场。对于他们来说，国籍、民族、肤色的差别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让世界避免被法西斯主义吞并和奴役的厄运，才是他们看来最为紧迫的事。在参战之前，他们在各自的国家多是左翼青年，在学医或行医的同时关心社会公义，法西斯势力兴起后则致力于反法西斯运动。

如果说当希特勒、墨索里尼、佛朗哥之流气焰嚣张，在欧洲、东亚和南北美洲都燃起邪恶之火的时候，有一场法西斯主义的全球化，那么与之对应的便是一场反法西斯主义的全球化运动。这场运动集中体现在西班牙内战这场提前上演的反法西斯战争中：西班牙共和国得到的不仅有正义的声援和少数几个国家政府的物质援助，如《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所述，从1936年到1938年，总共有40000多名来自53个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志愿军前来保卫共和国，史称“国际纵队”。遗憾的是，这场血战的最终胜出者是得到德意法西斯支持的佛朗哥军队，国际志愿者的理想遭到了现实的否定，后来又遭嘲弄。根据这本书的记述，有几位“西班牙医生”在归国之后，竟被卷入以正义为名的政治运动之中，背负了“国际间谍”的罪名。这些曾高唱着国际歌翻越比利牛斯山的国际主义者是不讲国族之分际的，他们为一个最终消灭阶级差别和国族区分的世界而奋斗，到头来却在被社会主义所解放的祖国为出国的经历所害，这不是历史的玩笑吗？

关于那场战事，我曾读到过这样的评价：这是人类的最后一场纯粹为理想主义和意识形态而奔赴疆场的战争，言下之意是，来自全球各地的志愿者，被一个虚妄的、蛊惑人心的信念诱骗到西班牙来，进行一场毫无意义的抵抗。不可否认的是，在共和国一方，左翼党派林立，确实有过为争夺指挥权而发生的血腥内斗；当年援助西班牙人民正义事业的苏联老大哥，到后来演变成恃强凌弱的超级大国；来自东欧的“西班牙医生”的同胞们，也终于放弃了曾经多少人为之流血牺牲的社会主义……今天的世界已经成熟，老于世故，已经认识到年轻时为之奋斗的理想是可笑的，从而不敢轻易相信理想。国际政治学已发展出许许多多的高深理论，精于现实利益的权衡考量和权力格局的博弈推演，个别的志愿者的激情是不被考虑在内的。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习惯于对他者保持冷漠，另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只是电子图像而已。苏珊·桑塔格在《“彼处”与“此处”》一文中感叹道：“或许现在横亘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从‘彼处’到‘此处’的鸿沟已经太大了。[……]我们的是我们的，不是他们的。这里是这里，不是那里。”正因为此，今天读着白求恩的故事以及白求恩的同事们——那些与他一道从舒适安逸的“此处”奔往血肉横飞的“彼处”、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恪尽天职的“西班牙医生”的故事时，我们才会觉得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思议。

当西班牙激战正酣、仁人志士们从全世界赶来增援共和国的时候，另一群人则踏上了路线完全相反的苦旅长途——共和国的流亡者。他们中有作家、艺术家、大学教授，也有律师、医生、工程师等专业技术人员。其中的杰出者，如哲学家玛丽亚·桑布拉诺，如诗人拉法埃尔·阿尔贝蒂，都在去国离乡后继续各自的事业，享誉国际。在这支流亡大军中，有一个群体可能长期不为大多数人所知：他们被叫作“俄国儿童”。

我是在西班牙国家广播电台的一期节目中偶然了解到这一史实的。正如“西班牙医生”无一是西班牙人，“俄国儿童”也无一出生在俄国。他们都是西班牙人的子女。如果说“西班牙医生”的称谓是对无私的国际主义者的褒赞，“西班牙”这个国名是他们的荣誉勋章，那么“俄国儿童”的称谓则是带着许多苦涩味道的了。西班牙内战爆发后，面对大城市遭到轰炸、人民流离失所的惨状，共和国政府决定将一批本国公民的幼小子女转移至境外，以远离前线炮火、不至沦为无人照看的战争孤儿。除英、法、墨西哥之外，苏联政府也伸出援手，同意暂时接纳这些儿童，待到战争结束后再将他们“归还”给西班牙人民。从1937年3月到1938年10月，共有3000多名3岁至15岁的西班牙儿童从沿海受政府军控制的港口出发，前往东方那个被描绘成人间天堂的国度。当孩子们在懵懂中与码头上的亲人挥手告别时，所有人都怀着这样的信念：或早或晚，共和国政府必将战胜法西斯主义叛军，孩子们终将带着在苏联学到的知识技能回来，或继续学业，或为战后的西班牙重建工作服务。

在苏联，这些西班牙儿童迅速地成长起来。他们怀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正在遭受苦难，他们在万里之外的苦寒国度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为的是将来能成为西班牙共和国的领导者、祖国建设的中坚力量。与这种意志相伴随的是无时无刻不感受到的焦虑：为西班牙战场形势的每一次变化而担忧，为收不到亲人的消息而心急如焚。1939年春，共和国输掉了战争，莫斯科不愿承认战后的佛朗哥政府为西班牙的合法政府，也就不能归还这些“俄国儿童”了。对于这些孩童来说，亲历内战是人生中第一幕悲剧，被迫远离故土是第二幕悲剧，故土归不得成为新的悲剧，然而更多的悲剧还等在后头。

1941年夏，纳粹德国大举侵犯苏联，未有做好充分准备的苏联军民损失惨重，战争的噩梦再一次降临在这些西班牙孩子的头上。他们又一次亲身经历了轰炸、饥饿和被迫撤离，此番却是在异国的土地上。他们中有的跟随大部队徒步行军、历经劳苦转至后方，另一些大孩子则留在原地，加入红军抵挡纳粹铁骑。原先我只知道，“二战”中有不少西班牙共和国流亡人士加入了戴高乐将军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在西线反击德军，原来在欧洲东线战场上反法西斯一方的战壕里，也有西班牙人的身影。

苦难并不能阻挡孩子们的长大成人。在战后的和平年代，这批逐渐成熟的“俄国儿童”继续经受着乡愁的煎熬和身份的焦虑。斯大林去世后，苏联政府的政策开始松动，这批西班牙人中的自愿回国者终于获得批准。然而，对于多数人来说，回国的经历是更加充满创伤的：他们这批侨民因被怀疑混入了克格勃间谍，遭受佛朗哥政府秘密警察的轮番审查；美国中央情报局驻西班牙的特工把他们带去做无休止的问话，只为套取苏联的军工情报；他们发现自己与久未重逢的亲人虽然讲同样的语言，却仿佛来自截然不同的世界，很难融合……于是，一些人选择重返苏联，还有一些人则去了既讲西班牙语、又无被怀疑为苏联间谍之虞的古巴。重返苏联的人，以及一直留在苏联痴心等待西班牙共和国重生的人，这些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人的后代，与苏联人民一同亲历了20世纪后期社会主义的悲剧。比前苏联人更糟的是，因为他们的身份归属问题长期悬而未决，未有入籍，在巨变后民生倒退的俄罗斯，他们不能享受与俄罗斯公民同等待遇的养老金，生活贫寒，尽管他们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贡献了一辈子。或许，这是历史与他们开的最后一次玩笑。

在那档题为《俄国儿童——一部去国离乡的历史》的广播节目中，专家的声音认为，这段历史表明，在战争中把儿童带离父母身边送往国外，造成无以估量也无法弥合的心理创伤，终究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好几位已是耄耋老人的“俄国儿童”也发出了他们的声音。与人们的期待相反，他们并没有为自己的苦难人生表达怨怼，反而为经历了这么多而感到自豪。一位老人甚至说，如果时光倒流回到当年的西班牙港口，她甘愿做出同样的选择。类似的话，我也在《当世界年轻的时候》一书中读到——“西班牙医生”之一的甘扬道1994年在保加利亚首都接受作者探访、回忆自己在西班牙和中国战场的经历时，也这么说：“如果历史重演，我还是会做同样的选择。”历史当然不可能如录像带般倒放重来。20世纪的那许多悲剧是否会重演，也非我们每一个个人说了算。然而大历史的走向，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个人选择所组成的吗？

（本文作者现任教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