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之遥　文

春节是中国新年的开始。在春节后的第一期“观察家版组”，我们奉献给您一组文章，回顾几个文化“大国”在2013年发生的与文化有关的事情，希望能够给您带去新春的轻松与快乐。几千年来，文化都在平静地发展着。如以往一样，2013年的世界文化也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文化是一项长期的事业，虽然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但自由思想和自由创作才是文化繁荣的根本动力。在本期，作者按照自己的喜好选取事件并加以点评，因此文章的视角也是多元化的，读者可以各取所需。祝大家新春快乐！

梳理逝去的一年的文化事件，脑子里蹦出了“嘈嘈切切错杂弹”这句古诗。没错，视觉与听觉信息的过剩，已然构成了我们生活的固定背景，然而，“大珠小珠”是否联翩而至，轰鸣杂乱中是否能结晶出文化的瑰宝，一切还有待时间检验。这里，只记录在自己记忆中留下划痕的事件，聊做一份备案。

文学三剑客新作难获喝彩

现实打败现实主义作家

2013年，三位最具现实关怀的作家，继续引领着中国文学对现实的强烈探询欲望。余华出版了《第七天》，阎连科推出了《炸裂志》，贾平凹出版了《带灯》，它们是这一年里直面当下现实的力作。然而，转型期中国现实的神奇和荒诞，让作家们的想象力相形见绌，这些作品并没有得到多少喝彩。

《第七天》描写主角杨飞去世七天里的遭遇，七天里，他遇到因拆迁而被逼死的人，因卖肾感染而亡的人，因杀警察而被处死的人，林林总总，当然不过是现实的翻版。《带灯》描写乡干部的困惑与困境，《炸裂志》则描写一个乡村在短时间里爆发成一座城市后带来的人性扭曲。不过，三位作家笔下的故事，读者早已在新闻中耳熟能详，被消费得烂熟，阅读他们的小说，就像看一部已经被剧透的电影，没了惊奇，没了意外，即使拍摄技巧再高明，也难被打动。

令人惊讶的是文学尺度的宽松。余华、阎连科在海外演讲时，每每被问到这一问题，在提问者眼里，余华与阎连科小说中讲述的故事极具批判现实精神，这样的书能出版，让他们感到意外。其实，文学尺度的确足够宽松。某种程度上，是当下中国神奇的现实豁免了文学，使人们对文学开始脱敏。余华、阎连科、贾平凹们今日面临的挑战，是想象力被现实甩得太远。往昔，他们以曲折离奇的人生故事摇撼读者的心旌，如今却只能气喘吁吁地跟在光怪陆离的现实后面，亦步亦趋地摹写。说他们是被现实打败的现实主义作家，并不夸张。

桑德尔中国巡回演讲

法学教授意外辞职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桑德尔2013年在中国出足了风头。他应邀到深圳、广州、上海、北京巡回演讲，大江南北的媒体对此做了密集的报道，同时刊发评论及专访。桑德尔的专业是政治哲学，年轻时以批评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而出名，他的讨论基因技术的通俗著作《反对完美：基因工程时代的伦理学》、哈佛公开课演讲录《公正：该如何做是好？》以及《金钱不能买什么？市场的道德局限》，让他成为全球知名的政治哲学家。而在中国，人们对桑德尔着迷，主要是因为他对公正问题的谈论，这无疑与转型期中国对社会公正问题的密切关注有关。

在桑德尔风靡中国的同时，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谌洪果却因学术空间的日渐逼仄向学校递交了辞呈，告别了他心爱的讲台。近年来，谌洪果在学生中组织读书会、办讲座，宣讲公民社会的理念，他的课也颇受学生欢迎。然而，谌洪果的校内读书活动及校外学术交流活动却受到了来自校方的微妙掣肘，为了不使学校为难，更为了追求相对自由的空间，他决意离开学校。西北政法是谌洪果本科就读的学校，他的博士导师是著名学者贺卫方，他无意让自己成为受难英雄，而让母校名誉受损，在辞职公开信中再三强调了辞职的个人原因。谌洪果离开他热爱的讲台令人十分意外。桑德尔风靡中国与谌洪果辞职提醒国人：我们可以心仪别人的理论，但终究，不得不面对自己的问题和困境。

“屌丝”之后“土豪”登场

《大清相国》持续热卖

“土豪”一词的突然蹿红多少是2013年令人迷惑的现象。它肇始于网络游戏，在一款游戏中，那些烧钱烧得厉害的玩家被称为“土豪玩家”，后来经过段子这一流行利器的介入，“土豪”迅速风靡全国，并一洗“乡村中有钱有势的恶霸”这一原初意义，指代那些有钱而又乐于炫耀的有钱人。更有人在微博上发起“与土豪做朋友”及“为土豪写诗”行动。经过一番娱乐，土豪，这一在执政党六十多年前掀起的“打土豪分田地”运动中臭名昭著的词汇，变得中性，甚至隐含褒义色彩。

语言的变化，是社会心理的反映。变身后的“土豪”，可与“屌丝”对观。近年来大中城市生活成本高企，特别是房价，迭经调控仍然居高不下，令大学毕业后在城市里谋生的青年人普遍产生“屌丝”心态，相应地，那些出手豪阔的有钱人则成为心向往之的对象。这或许可以解释调侃中带有艳羡的“土豪”一词能够流行的原因。

同近年来领导、教授被称为“老板”的现象异曲同工，“土豪”的流行，是社会更加趋向拜金的症候。

在屌丝们集体神往土豪之时，没有屌丝之痛的公务员们则在捧读《大清相国》，在几百年前的官场中翻找在当代腾挪的智慧。其实，《大清相国》是小说家王跃文于2007年出版的一部小说，一直畅销，在2013年突然获得“公务员必读书”的冠冕，变得更加炙手可热。其中原因，是媒体爆出王岐山向下属推荐此书的消息。继《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后，王岐山再次客串了一次优秀图书推销员的角色。

《大清相国》主角陈廷敬行走官场50年，揭时弊，倡清廉，恤百姓，有情怀，但他同时也深通妥协迂回的智慧，但愿广大公务员们学到的不只是后者。

冯小刚再尝定制郁闷

宁浩无人区里上演逆袭

冯导很赚钱，冯导很郁闷，而且这郁闷几乎是定制的。以拍让广大人民喜闻乐见的贺岁片自许的冯小刚，尽管其电影有不俗的票房，但似乎怎么也征服不了中国小资与知识分子的眼睛和大脑。无论票房多么红火，在文艺青年大本营的豆瓣网上，冯小刚电影的得分一直疲软惨淡，大卖的《非诚勿扰2》为6.5分，及格水平，而《私人订制》公映以来，豆瓣上7万多人的综合打分仅是5.5。而影评人的评价也相当不客气，害得冯小刚在微博上直接和影评人对骂。这景象好有一比：食客不喜欢厨师端上来的饭菜，提了点儿意见，结果引来厨师的一顿臭骂。但是，骂归骂，人们还是忍不住打开钱包走进电影院，结果形成了票房与口水齐飞的奇特景观。

与冯小刚的遭遇形成鲜明对比，宁浩的《无人区》却是票房与口碑双丰收，这一效果，对得起这锅熬制了4年的老汤。相比于用段子支撑起来的《私人订制》，《无人区》讲故事的耐心足够，因此悬念适度合理，人物性格塑造充分，情感递进令人信服。套用一句话，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耐心和诚意够不够，观众看得出来。不把观众的智商看在眼里，以为把几根用段子串起来的骨头丢给观众，观众就会欢乐地啃将起来，并且啃完之后还必须高声赞美，这种做派，别怪观众不给掌声还要骂人。“以前挺接地气一导演，现在俩脚不沾地儿”，《私人订制》里的这句台词，不知道是不是冯小刚颇有先见之明的自嘲。

《私人订制》让一些激烈的评论者认为，电影界的老男人时代应该翻过去了，年轻一代已经走上中心。冯小刚今年56岁，放眼世界电影史，这个年纪的许多导演创造力依然旺盛。简单地用代际眼光去分析，并没有道理，问题恐怕还在于心态。

北京遇到西雅图

中国梦纠缠美国梦

无论从电影工业还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2013年的两部影片都有必要回味：一部是《北京遇上西雅图》，另一部是《中国合伙人》。前者收获了5亿票房，而后者的最终票房则达6亿。这两部电影的共同特点是，美国都或明或显地充当了故事的背景，这一事实，凸显了美国因素在当代中国人生存中的特殊位置。不过，透过美国这个镜像，折射出来的已是新的天地。

记忆犹新，改革开放之初，以美国为背景的影视中，中国人的形象基本是一穷二白的淘金者，他们来到异邦，除了一腔美国梦，一无所有，前途则无外乎或头破血流，或功成名就荣归故里。总之，美国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必须要上去显示身手的舞台。而《北京遇上西雅图》与《中国合伙人》昭示的则完全是另一幅图景。它告诉人们，三十余年的斗转星移，中国已经是一块可以制造成功故事的肥沃土壤。以新东方创始人为原型的《中国合伙人》中，起点最低、出身农村的王阳是个成功者，而美国回来的孟晓骏不过是个锦上添花的人。中国，是座新型梦工厂，而美国，已然不再充任这一角色。

但是，这不意味着美国在中国梦中的彻底退隐。中国人可以在自己的土地上成功，赚得钵满盆满，但是，《北京遇上西雅图》中，富豪的女友文佳佳却还要把孩子生在美国，而目的则是给孩子一个“美利坚公民”的身份。在《中国合伙人》中，某种程度上，孟晓骏也仍然是先进公司治理文化与规则的象征。这些情节，与影片之外真实的现实世界形成了呼应。在真实世界中，中国的有钱人的确在成群结队地往美国转移在中国土地上辛苦打拼到的财富，而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孩子，年龄则越来越低，以至于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预言，几十年后中国会成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因为她的有钱人和当官者都在向外转移资产。中国梦与美国梦，还是紧紧纠缠在一起。

“牛津共识”难达成

共同底线无觅处

2013年8月，在英国牛津大学，中国一些自由主义、新左派和新儒家学者经过讨论与争执，形成了《关于中国现状与未来的若干共识》文本，其中的关键词是——以民为本、公平与正义、和而不同。学者秦晖在这一年里出版了《共同的底线》一书，并获得了学术书罕见的销量。但是，这些寻找共识的努力，看不到对撕裂的当下中国产生任何弥缝作用。在任何重大的现实与历史问题面前，在遭遇所有的公共事件时，中国社会的撕裂之痛立即大规模发作。

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纪念，毛泽东话题在网络上引起的争论至今未息；“红二代”陈小鲁、宋彬彬先后向“文革”中的受害者道歉，在一些年轻人心中激起的竟然是“多此一举”的反响，因为在他们眼中，“文革”是一场由伟人发动、中国所需要的革命，这样的现实，令人不由得产生今夕何夕之慨；而公共知识分子在2013年变身为“公知”，既标志着其成功被污名化，也标志着社会撕裂与对立的深化。

在这种现实下，秦晖近年来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辨析，及在此基础上对共同底线的呼吁，更显珍贵。

向“文革”受害者道歉

忏悔文化艰难生长

2013年4月，山东省61岁的老人刘伯勤在《炎黄春秋》上刊登广告，向“文革”中被自己批斗、抄过家的校长、老师、同学和邻居公开道歉。这一举动，成为红卫兵道歉的先河，引发了湖南、河北、福建等省数个当年红卫兵在媒体上向“文革”中被伤害的人士道歉。这股道歉旋风，以“红二代”陈毅之子陈小鲁的道歉信及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向“文革”被打死的校长忏悔为标志，达到了顶峰。一向缺乏忏悔传统的中国，终于生长出了忏悔的花朵，公众舆论理所当然地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陈小鲁是当年北京八中红卫兵领袖和革委会主任，在道歉信中，他向曾经被伤害过的校领导、老师和同学郑重道歉，并表示，如何解读“文革”是个人自由，但是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非人道主义行为，不应该以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宋彬彬则是当年北师大女附中的学生，“文革”时贴出了附中的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8月5日，一群女生将副校长卞仲耘殴打致死，当时宋彬彬并没有参与。不过，两个月后，她在天安门城楼上受到毛泽东接见，并给毛泽东佩戴上红卫兵袖章。尽管接见之后的宋彬彬很快成为逍遥派，但因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及“文革”初起时的活跃，她被视为“文革”时红卫兵武斗大规模升级的符号性人物，近年来，要求她忏悔、道歉的声音始终不绝。压力之下，她一度避居国外。

“文革”当事人的忏悔、道歉，是历史理性与人性良知的双重复苏。往昔，一句“领导人错误发动、被野心家利用”的结论，将“文革”这页沉重而黑暗的历史甩在几只替罪羊身上。但历史理性在顽强觉醒，民间求索“文革”真相的力量不断壮大。一些当事人更是开始面对民族灾难中的个人责任。相比之下，不得不说，国家理性尚处于缺席状态。

邵逸夫辞世引发纪念潮

打造软实力靠竞争与自由

距离春节不到一个月，邵逸夫以107岁高龄辞别人世。这位香港影视、传媒巨子的离去引发同声悼念，不仅两岸三地，世界其他地区的华人都一致表达了伤悼之情。人们如此步调一致、几乎没有争议地怀念一位逝者，甚为罕见。而人们之所以怀念邵逸夫，一是因为他拍出的电影、电视剧，二是源于他用这些电影、电视剧挣到的可观金钱去资助教育和科研。

邵逸夫旗下的邵氏兄弟电影公司，以拍武侠与爱情片起家，具有极强的娱乐性，而其价值观则始终不离中国传统道德这一轴心，崇尚正直、侠义、孝顺、忠诚、坚贞这些美德，因此，在冷战时期，邵氏兄弟出品的电影，极大地满足了飘零海外的华人的故国情怀。

有趣的是，毛泽东晚年，其身边人为了减少他花在看书上的时间，让大脑得到休息，曾经派人到香港向邵逸夫借电影看。邵逸夫除了自己公司拍的电影，还给来人拿了几部并非邵氏出品的李小龙功夫片。片子拿到北京，毛泽东看后表示，非常喜欢李小龙的电影，认为李小龙打洋人打得好。在这位打天下的领袖的民族主义情怀背后，却反映了一个尴尬的事实：偌大中国，当时竟然没有自己拍的能令它的领导人休闲、喜欢的电影。经过连年的运动，除了几部样板戏，中国的文化已经处于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的状态。因此，邵逸夫拍出来的这些充满中国味道、中国情怀的电影，为广大华人世界喜闻乐见，在那个特殊的年代，起到了礼失而求诸野的作用。

邵逸夫的成功，对今日追求软实力的中国也未尝没有启示。邵氏公司没有任何政府的扶持和补贴，其巨大的商业成功，遍及华人世界的影响力，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与充分的创作自由中实现的。对于软实力的打造，政府的无为而治可能更重要。

邵逸夫在内地的名声更多来自于他的慈善。而他的慈善以盖楼为主，且有严格而有效率的运作方式，既嘉惠了莘莘学子，也防止了低效与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