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怀雨 韩昊桐/文 时值春节，举国欢庆。但俗话说得好，“每逢佳节胖五斤”，“人在吃，秤在看”，体重已经成为每个饕餮之徒眼下最在意的事情。飞速增长的经济无疑造成了物质与文化的巨大改变，却也带来了几千年来一直被视作“富贵病”的肥胖症。

提到肥胖症，很多人脑海中的第一反应都是遥远的欧美吃着薯条汉堡或是高油高糖的牛排，喝着可乐或是奶油汤的西方人。然而根据最近的世界卫生组织及英国《柳叶刀》杂志报道，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肥胖”国家，儿童肥胖率更是逐年攀升。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中国儿童中（0—18岁为标准），女孩超重率达到15.7%，男孩更是达到23.9%，远超法国（13.1%）和德国（22.6%）。

如此高的肥胖比率很大程度催生了慢性病的高发，给中国医疗带来沉重负担。根据Weigh to Go（哈佛大学驻中国研究组织“中国大智汇”的参与团队，长期致力于关注中国儿童超重问题）的调查，中国12至18岁的孩子中，1.9%患有糖尿病，几乎相当于美国同龄人(0.5%)的四倍，这意味着170万青少年饱受糖尿病之苦。

另外，有14.9%的中国儿童和青少年表现出糖尿病前期症状，如血糖水平升高、心脏和血液循环系统长期损害等。这项研究还发现，12.1%的中国青少年炎症发病率较高——这是导致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而在美国，只有8.5%的青少年存在这种情况。

我们知道，肥胖的直接原因是过多的脂肪与能量积累。医学研究显示，食品中（尤其是快餐）的脂肪与葡萄糖含量都几倍高于人们平日所需的2000大卡。过多的碳酸饮料就相当于于摄入过多的葡萄糖（易吸收的单糖），肝脏便会转换葡萄糖为肝糖原，然后，这些过多的肝糖原就会转换为脂肪。但需要指出的是，全世界的儿童都能吃到这些不健康的食品，为什么中国儿童问题如此严重？是什么造成了中国儿童的肥胖趋势？我们的餐饮，究竟出了什么错？

垃圾食品“殖民”中国饮食

很多人将中国儿童肥胖，归因于过快的经济发展—— 物质的“突然”丰富宠坏了我们的孩子。从近几年的调查来看，此话并不是毫无根据。

饕餮们的酒局数量也在增加，并伴之以数小时的时间延长。为了不喝醉，人们常在应酬时有意识的多吃菜，延长敬酒时间，脂肪和糖的摄入量当然会随之提高。此外，以肯德基、麦当劳为首的食品业迅速占领各大城市。为了加重口感，这些餐馆常在菜中放入超出常量的酱料，导致糖、脂肪、盐、味精超标。这些作料无法看见，人们就难以控制摄入量，他们不知道将要吃的这道菜中究竟有多少糖、脂肪、盐和味精。

尽管很多现代化国家的确面临难以解决的儿童肥胖威胁，我们还是可以找到摆脱肥胖阴影的例子。

在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延续了它的传统饮食，儿童超重率仅为15.3%（女生）和15.6%（男生）。观察日本的饮食习惯，我们发现日本料理中的食物碳水化合物含量很高——在西方饮食中，碳水化合物却视为减肥大敌——关键在于碳水化合物的质量。由于食物较少被加工，日本料理的碳水化合物仍保留着接近自然的形态，营养丰富而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能在提供身体所需能量的同时促进肠胃蠕动，还容易让人产生饱腹感。而西方饮食中，经过细加工的米面、糖、甜饮料中由于含有低成分的食物纤维，碳水化合物易被吸收，很容易造成热量过剩，引发高血脂等病症。

此外，膳食纤维含量高的食物还能帮助人体降低卡路里摄入，更是极好的解毒剂。传统日本料理中，每顿饭都含有极高比例的膳食纤维，比如新鲜蔬菜、荞麦面以及豆类，而且日本人在烹调碳水化合物时很少使用奶制品，不增加额外的脂肪。

反观中国，传统上以面食米食居多，相当一部分人口午餐仅用馒头或汤面充饥；随着社会发展，又多了一批用汉堡和炸鸡做午餐的学生，加重了肥胖的几率。

一场被“欢迎”的食物入侵

对不健康食品危害和如何预防的缺乏了解，是中国儿童超重量猛增的另一大原因。

零食的变化翻天覆地，从最初的豆类、坚果，演变为过度调味、油炸、加工的食物(肉的量也大大增加)，如薯片、手指饼干、辣条等。这场食品的入侵得到了难以想象的欢迎。经济增长进一步提高了对这些零食的购买量，就算一天一包薯片，也没什么奢侈可言。儿童平均体重逐年上涨，绝大部分孩子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胖。高油、高盐、高糖，就是这种细微的饮食结构改变渐渐累积起来，导致了当前状况：中国孩子在无形当中摄入越来越多的脂肪与糖分。

减少甚至禁止某类高油高糖的食物，能不能解决儿童肥胖呢？2012年9月，美国纽约市提出禁令：禁止快餐店、电影院和公司餐厅等场所销售超过16盎司（约合454克）的含糖碳酸饮料。这个提案获得了纽约市卫生委员会的批准，2013年3月开始实施。从此，大瓶的碳酸饮料（通常是美国孩子高糖分摄入的直接来源）彻底消失在孩子们的视线里，但常在纽约餐厅里享用汉堡和炸鸡的小学生们并不觉得体重有什么变化。

再看看丹麦2011年的“饱和脂肪税”：对披萨、炸薯条、肉类、冰淇淋、全脂牛奶等富含饱和脂肪的食品征税。然而，“肥胖税”刚实施一年，就被政府宣布于2013年取消——丹麦人多掏了2亿克朗（约1.98亿人民币），但购买牛奶、奶酪、酸奶的数量都没有发生变化，只是更多选择了更加便宜、也许更不健康的产品。

由此可见，单方面禁止、抵制某类食品无法对整体趋势产生大的影响。只要人们的购买力和购买欲还在上涨，新的垃圾食品仍然会不断侵入我们的餐桌。

当很多中国人还把肥胖看成一个“富贵病”时，事实却是：在肥胖问题上，低收入人群和发展中国家要比高收入人群和发达国家受到更多的影响。目前中国超重儿童，并不是集中于大城市，而是以小城市和城乡结合部为首。从中国的慢性病发生数字来看，农村人口也已经高于城市。

家庭教育对孩子的错误引导

为什么这么多孩子明知不健康，却还要吃个痛快？另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在于家庭教育。

处于特殊情况的儿童会在个别情绪下会变得欲壑难填，孩子儿时的记忆对此情况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小时候家长经常用食物来奖励孩子、在孩子不开心的时候用食物来哄他等一切和食物有关系的教育方法，儿童的“边缘系统多巴胺奖赏回路”获得兴奋、开心等信息的方法就会被影响。儿童在有能力自己吃东西后，就会大量服用使他们感到满足的食物并从中获取快感。他们甚至还会因扣带回（边缘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大脑半球内侧面）故障把服用食物和其他快乐的事情联系到一起，这将进一步导致肥胖。

在激烈的学生时代竞争下，孩子受到的心理压力也会使他们摄入过量的食物。其原因可分为两大类：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激素分泌——根据汉斯·赛利的压力理论，在人体应对压力的警戒反应期，HTPA轴会分泌氢化可的松来分解和释放葡萄糖（来自肝脏）、脂肪酸（来自脂肪组织）以及氨基酸（来自肌肉）到血液中，这些被用来做应对压力的反应，当耗尽所有被分解的能量以后，人体对高热量食物将有巨大的渴望；迷走神经受到的刺激——当遭受心理压力时，人本能地会去激活迷走神经条件反射以缓解压力，然而咀嚼和吞咽是可以刺激到迷走神经的简单反复性动作，儿童在缺乏自控力的前提下会选择服用食物以缓解压力。

“管住嘴，迈开腿”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非常难。之所以难源自饮食和运动的失调是孩子在成长中养成的习惯造成的。从发展心理的角度来看，幼儿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是生性好动的，他们的五官没有发育完全，所以会喜欢用触觉感官去探索这个世界，他们的大脑皮层下还没有起到控制食欲的作用，但想要吃的东西（母乳）也是最健康的，最有营养的。

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家长可能会有过多的保护或限制，而导致他们慢慢淡化了对运动的兴趣；含有化学调味剂的“垃圾食品”会激活孩子“多巴胺奖赏回路”的味觉，使孩子想吃的食物变成了身体不需要的，从而影响到他们的进食偏好。儿童的监护人务必在儿童进步的过程中去发扬他们天性中的优点，抑制他们染上不正当的坏习惯，但这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

心智稍微成熟的儿大多可以意识到肥胖的危害，但是他们不知道应该用哪种正确的方式去改变肥胖的现状。而此时家长又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中国的大多数家长可以分为三大类：溺爱式——这种家长会放纵并顺从孩子的欲望，对孩子听之任之，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给孩子正确的引导；专治式——这类家长意识到孩子不良习惯造成的危害之后会采取硬性的措施，在不跟孩子做沟通的情况下强迫孩子去做改变，但往往他们心急于行动，做出的决定其实是错误的；权威式——这种家长会尊重孩子的感受，并帮他们找出一个具体的方法来解决现有的问题。

三种教育方式中，显然最后一种是最奏效的，但需要家长做的工作也是最多，所以在社会中也是最少见的。当然，其他两种教育方法会给儿童很大的危害，对于肥胖儿童来说更会加重他们的病情。

溺爱式的家长会使肥胖儿童延续以前的习惯，甚至鼓励；专治式的家长会去责骂孩子，但这不但没有效果，反而会破坏儿童的自尊心，长时间的持续造成自卑感，影响到生活的其他方面。

12岁到14岁的孩子对肥胖的认知基本已经成型，自己的性格也慢慢成型，这时，小部分的肥胖儿童选择自己减肥并获得成功，但剩下的孩子之中，一半会失去对减肥的信心，另一半接受肥胖的“事实” 。

面临青春期的他们使家长的工作变得更加艰难：溺爱式的家长也会开始考虑到孩子未来的问题，但又怕孩子在改变习惯的过程中受苦受累，所以到处找“捷径、偏方、妙招”，而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肥胖症；专治式的家长强硬的教育方式会和孩子处于的“叛逆期”撞上，孩子甚至还会吃更多的高热量食物去和家长对着干。家长如果这时候才发现问题其实已经晚了，孩子的身体已经发展的越来越像成年人的身体了。因此，这个年龄段亦是肥胖症并发症的高峰期。

由Weigh to Go 的研究不难看出，正是不健康食品的快速入侵，人们购买力短时间内的大幅提升和错误的家教引导一起，造成了这场势不可挡的肥胖之灾。在今天的中国，想要从根本上提升儿童健康，需要对食品进行合理监管与健康宣传，政府的正确引导必不可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