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当苏轼遇见王安石(一)

陈季冰2024-11-19 23:16

陈季冰/文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六月底、七月初的一天,寓居金陵的王安石一早就骑着毛驴赶到长江边上的白鹭亭渡口,他要在此迎候一个特殊的客人。

自熙宁九年(1076)10月第二次罢相,王安石已在金陵城隐居了八年(当时其正式名称叫江宁府)。这是他青少年时代成长的地方,也是他父母安息之所。他对这里比对故乡江西抚州更加熟知,也更充满感情。16年前,也是在这里,他被刚即位的宋神宗召至开封委以重任,坐船渡江北上途经瓜洲渡时,留下了那首千古传诵的绝句: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泊船瓜洲》)

这首诗里流露出来的归心似箭的情绪,似乎与一个正要奔赴大任之人的形象怎么也联系不到一起。到汴京赴任以后,百事待举之际,他心里牵挂的依然是千里之外南方家园的一草一木,感叹的是韶华易逝,往昔难留: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

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一)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

今日重来白首,欲寻陈迹都迷。(《题西太一宫壁二首》·其二)

如今,这位天下最有争议的大人物终于得偿夙愿,过上了年轻时就向往的那种超然出世的洒脱生活。这大概是王安石一生中最合心意的一段日子,他欣慰地看到自己一手发动的变法新政,正在年轻皇帝的亲自部署下有条不紊地推进,这让他得以完全放下心头的俗务牵挂,终日寄情于钟山与秦淮之间,钻研学问,与来来往往的友人们吟诗论禅。

宽阔的江面上,一艘官船自西向东越驶越近,船头上站立着的人影渐渐清晰可辨,虽然已经十几年不见,各自都苍老了不少,但仍然一眼就认出了对方。

苏轼头上连帽子也没戴,船将靠岸时,他抬手朝着江岸上的荆公(王安石尊称)长揖道:“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一笑:“礼岂为我辈设哉!”其实,他自己同样也是一身野服,虽然两人没有事先讲好,但在这点上,他们有心照不宣的默契。

所谓“野服”,就是平民百姓的寻常穿着,比较随意舒适。在中国古代,官人有专门的“朝服”亦即官服,正式场合不穿戴官帽官服,会被认为十分失礼,有时还可能引起不小的麻烦。

因天下汹汹的“乌台诗案”,苏轼于元丰二年末(1080年2月)由湖州知州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在那里一呆就是四年多,前后《赤壁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一批堪称东坡一生最杰出的作品,乃至中国文学史上的不朽经典,就作于那段苦厄岁月。元丰七年正月,神宗手诏,给予这位名满天下的大文士“特殊照顾”,许他移至汝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汝州在今河南平顶山,比黄州(今湖北黄陂)距汴京要近得多。

诰命于3月抵达黄州。苏轼携长子苏迈于4月1日离开黄州,沿长江一路顺流而下,计划到扬州后再沿大运河折向北上。虽然路途漫长,但此时东坡的心情是这些年来少有的轻松愉快。父子二人一路上走得很慢,沿途游历了许多风景名胜,也会见了很多故交新知。今中学语文课本中选入的《题西林壁》诗和《石钟山记》文,都是作于这段旅程中。

苏轼比王安石整整年轻15岁,历经飞来横祸、九死一生,终于又站在了这位文坛前辈和官场上级的面前,他一时有些难以抑制自己内心的委屈和愤懑,嘟囔了一句:“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

王安石不接茬,转而拉着东坡一起去畅游蒋山(钟山别称,亦称北山)。王苏二人金陵之会的这第一幕场景,可见朱弁《曲洧旧闻》卷五。

当年的白鹭亭曾留下了东坡先生的亲笔题柱,其自记云:东坡居士自黄适汝,舣舟亭下半月矣。江山之胜,倾想平生,(名遂传于天下)。——元丰七年七月十四日,苏子瞻题。

坊间还流传着一个极可能是后人编造出来的段子,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两位大文豪这次金陵之会的第一个照面:

王安石在江边接到苏轼后,跟他打招呼寒暄:“好个翰林学士,我早早地就在这里恭候你了。”苏轼却一句客套话也没有,反而对王安石说起一桩古怪的事:江西抚州出产有名的“杖鼓鞚”(一种鼓类乐器),淮南有大富商愿出高价求购,听说有抚州人家藏了一件祖传杖鼓鞚,富商便不远千里来到淮南登门求售。但当富商敲击了一下这面古董鼓时,鼓却不发一声。抚州人气急败坏,走到一条河边随手就把鼓扔进水里,岂料这面鼓在水中却发出了美妙的声音,抚州人瞪大眼睛望着自己丢弃的鼓,不禁一声叹息:“你早作声,我不至此!”

抚州是王安石的家乡,淮南又是他担任第一份官职的地方。庆历二年(1042)春,王安石以第四名进士及第,随后被朝廷任命为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他的这份差事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扬州市政府秘书长或办公厅主任。王安石的第三任官职是舒州通判,也在淮南。早年他赖以一举成名的处女著作,书名就叫《淮南杂说》。苏轼故意杜撰这么一个故事,显然蕴含了双重的埋怨:一是怪王安石有眼无珠,不能赏识自己的才华;二是怪他在“乌台诗案”中不替自己说句公道话。

之所以说这个段子的可信度不高,是因为其中有个一望便知的明显“硬伤”。原文中有这么一句:“公(指安石)曰:‘好个翰林学士,某久以此奉待。’”事实上,苏轼出任翰林学士,是在一年半之后的元丰八年末、元祐元年初,此时距王安石去世只剩下几个月了。这则笔记被冠以陈师道《后山谈丛》之名,尤其令人不解。陈师道号称“苏门六君子”之一,照理说与东坡先生关系极为密切,他竟然会记错苏轼哪年当的翰林学士,岂非咄咄怪事?现存列于陈师道名下的,还有《后山诗话》一书,前辈学人郭绍虞便曾指出其“真赝相杂,瑕瑜互见,贵读者具眼识别之耳。”看来,《后山谈丛》也有同样问题,其中掺杂了很多并非陈师道而是他人所撰内容,其真实性也颇存疑。

不过,撇开具体细节的真伪不谈,苏轼此时对王安石仍怀有相当不小的怨气,似乎也是完全可以想象和理解的。

如果真是这样,那东坡先生真是错怪了荆公。实际上王安石非但帮他说了话,而且有可能正是他的一句话,对“乌台诗案”的走向和结局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乌台诗案”是宋代政治史上一桩轰动事件,其来龙去脉以及牵扯的头绪复杂繁多,这里无法详解,只能用三言两语极简概括一下。

众所周知,苏轼、苏辙兄弟自始至终都是坚定的反变法派,他们在政治上也自觉地与“旧党”旗手司马光站在同一条线上。“熙宁变法”以后,苏轼写过许多讽刺、批判新政的诗文,这些诗文的写作前后历时近10年。元丰二年,攀附“新党”的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罗织了苏轼众多这类内容的诗文,起兴大狱,欲将苏轼置于死地。按说,在宋代比较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中,批评新法及执政者并不犯什么法,苏轼自己在面对审问时也对此供认不讳。然而御史们及当时宰执大臣中的个别人,如“时相”王珪,深文周纳、肆意曲解,给苏轼扣上一顶“包藏祸心”“谤毁天子”甚至有“不臣之心”的帽子,这可就是大罪了。

但如果据此就将这桩诗案理解为新党与旧党之争,显然也是简单偏颇的。苏轼下狱后,积极营救他的,除了有反变法派一边的张方平、范镇、司马光等人,也有众多变法派人士。其中奔走最力的,就包括“新党”得力干将、后来的哲宗朝宰相、领导“绍圣绍述”的章惇,还有王安石之弟王安礼等。因此,“乌台诗案”或许确有变法派藉以打击反变法派的政治意图,但更多还是当时官场上的派系倾轧及私人恩怨。

而对于当朝天子宋神宗来说,他从未动过要杀苏轼的念头,因言杀人在宋代政治中简直是天方夜谭。但苏轼当时是反变法阵营中叫嚣得最响亮者之一,又以文名享誉天下。欧阳修于熙宁五年(1072)离世后,他俨然已成新一代文坛盟主,在士林中号召力特别大。因此我个人推测,诗案虽不太可能是神宗主动授意的,但初期他并非没有可能想要借题发挥,以此案达到恫吓反对派、弹压反变法声浪的政治目的。故而他没有看到苗头不对就果断堵上台谏官的嘴,平息纷争,而是坐视其发酵。只是诗案后来搞得沸沸扬扬,令皇帝也颇有骑虎难下之感。

作为苏轼那几十首“反诗”抨击的主角,王安石当时已退隐好几年了。以他的身份,无论说什么好像都不怎么合适。再说,没准他内心里也未必不想看到不知天高地厚的苏轼吃点苦头。不过,事态的发展有些失控,案子越闹越大,卷入的人也越来越多。王安石最后坐不住了,他跳出细节上的是非曲直,发出了一句“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的“灵魂之问”。有了王安石的这句话,正愁没台阶下的皇帝自然也就顺水推舟,于是便有了谪贬黄州的“从轻发落”。

尽管现在苏轼埋怨王安石“你早作声,我不至此!”也是有理由的,但后者毕竟还是在最后的紧要关头“作声”了的。王安石当时的政治影响力一手遮天,据说“一言为决”。

劫后重逢,王安石并不想与苏轼谈论政治,特别是过去的这些是非恩怨。一来,这些年来因变法而起的天下纷争已让他身心俱疲,他不想再自找不快。二来,王安石从未认可过苏子瞻的政治才干,他欣赏的是他的文学才华。在更深层的潜意识里,这位曾经叱咤风云的大政治家大概根本不屑于与苏轼讨论政治。就这点上说,苏轼之前抱怨“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说得也没错。

王安石把风尘仆仆的苏轼引至山中一座自己平日里经常光顾的佛寺,寺僧延请一行人到方丈室入座饮茶。他突然指指方丈案上一个硕大的砚台说:“可集古人诗联句赋此砚。”

所谓“集句”,即集前人的诗句,连缀组合成一首新的诗或词。有人说,这是王安石独家发明的。集句虽不是纯粹的创作,但对集句者掌握前人诗词之广度、文字能力之深度都有非常高的要求。王安石平素喜欢用集句来将那些登门拜访者一军,考一考他们有没有真才实学,“而门下士往往多辞以不能”。

偏偏苏轼不吃这一套,他可是当时天下屈指可数的诗名并不在王安石之下的人。只听他应声说道:“那我先来一句吧:巧匠斫山骨”。语出唐代大文豪韩愈的《石鼎联句》诗。王安石大概是没料到对方出语那么敏捷,搜肠刮肚沉思良久,一时竟对不出下句来。他只好悻悻然给自己打圆场:“且趁此好天色,穷览蒋山之胜,此非所急也。”

但苏轼并不愿意就此打住,他向来就不是一个谙于察言观色的知趣之人,这种性格决定了他一生的坎坷沉浮。同样的伤痕累累,令王安石不想再重提旧事,却让苏轼憋了一肚子的话要倾吐。好不容易单独面对引起这一切的昔日大丞相,苏轼忍不住要向他陈情。于是他说:“某欲有言于公。”王安石神色有些不自然,他猜想苏轼多半会翻“乌台诗案”的旧账。

但苏轼却说:“某所言者,天下事也。”意思很明显:不说我自己的事。王安石稍稍平静了些:“姑言之。”于是苏轼说了他对当时朝政的强烈担忧:大兵大狱,汉、唐灭亡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连年不解,东南数起大狱,公独无一言以救之乎?

他所说的西方用兵,指的是当时朝廷意图围剿西夏的“熙河开边”战事。仁宗宝元元年(1038),党项枭雄李元昊公开称帝,不再臣服大宋,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宋夏战端自此开启。从神宗朝开始,北宋朝廷企图迂回夹击,蚕食进而吞并西夏,史称“河湟开边”。这一系列的战争随北宋朝政的反覆而时断时续,从神宗熙宁初年一直延续到徽宗朝,历时半个世纪之久,对北宋后期政治造成了深远影响。时至今日,学术界对于这场由变法派新党主导的“河湟开边”战争依然众说纷纭、毁誉参半,议其功过难有定论。

苏轼所言“东南大狱”,应该是指发生在明州(今宁波)、杭州等地的苗振、祖无择、沈辽贪赃案,很可能也包含横加在他自己身上的不白之冤。

熙宁中,明州(今宁波)知州苗振,致仕后回到山东郓州(今山东郓城)老家。他在家乡买下了大片田产,又自明州购置大批上好建筑材料,用大船千里迢迢运回郓州,修建了一座富丽的堂府。当时有“田从汶上天生出,堂自明州地架来”的讽刺诗句传到东京,向来痛恨贪腐的时任宰相王安石听到后大怒,便派了监察御史王子韶赴明州所在的两浙路按察其事。

相比于苗振,祖无择的名气要大得多。许多人或许都知道,孔子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文宣王”,而历代朝廷对孔子直系后人的封号则是“衍圣公”。但很少人知道,这个册封的缘起,就是来自祖无择一封奏折中的建言。祖无择曾与王安石同为知制诰,据说王安石因为某桩事情认为祖无择不是个廉洁奉公的好官。

王子韶本就是个酷吏,他得了宰相的风旨,立刻在明州起狱鞠治苗振。凑巧,那时祖无择也在两浙路任职,以龙图阁学士、右谏议大夫的官衔知杭州。王子韶揣摩王安石之意,顺便就在杭州将祖无择也拿下。掘地三尺查了老半天,审问了一大堆人,最后只查到几件鸡零狗碎的小事。

这两起案子最终结案:已经致仕的苗振被削夺一切官职和荣誉,而祖无择受到降职处分。

沈辽的情况更奇怪,他出身钱塘世家,有一个在当代无人不知的叔父,就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科学技术记录者——沈括。沈辽年轻时好学多才,卓尔不群,写得一手好诗词,尤工于书法。他也曾是王安石的相知,安石当国之初一度还曾想要重用沈辽,但后来沈辽不像叔父沈括那样成为新党骨干,他在变法问题上与王安石意见不合,两人就渐渐疏远了。

沈辽科举登科后嬉游京师,因年少轻狂,偶然在一个妓女的裙带上提了一首词,文辞大概有些不雅。因为他名头颇不小,字又写得好,故而这条裙子辗转售卖于东京街市上,后来被皇宫里的太监在大相国寺市场上买得,拍马屁送给了皇帝宠爱的一位嫔妃。那位嫔妃也没什么文化和见识,冒失地就把那条裙子穿在了身上,一天正好被神宗撞见,让他非常生气。王子韶被派往两浙路察访案情,皇帝知道此时沈辽也在当地的华亭县(今上海)当县令,便对子韶说:如今的士大夫真是全无廉耻,有个叫沈辽的,竟然在倡优衣裙上题写淫诗艳词,都跑到了朕的眼皮子底下!“如此等人,岂可不治?”王子韶得了天子圣谕,自然是一到那里就千方百计罗织各种罪状,对沈辽提起弹劾。此时的沈辽虽然在政治上与王安石已经分道扬镳,但王安石毕竟念一份旧情,况且也很了解沈辽的为人,他多次在皇帝面前为沈辽申辩开脱,但神宗对沈辽的成见实在太深了,连王安石的劝解都听不进去。最终,沈辽在深文周纳出来的罪名之下被夺官削籍,流放到湖南永州。

王安石此时还想与苏轼打哈哈,他抬手向苏轼伸出两根手指,说:“此二事,都是吕惠卿始作俑。我现在的身份就是一个普通百姓,怎敢妄议朝政?”

吕惠卿曾是王安石最器重的门徒,熙宁七年((1074)4月,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时,特意向神宗推荐由他接替自己继续主持变法新政。岂料因此被提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后,吕惠卿权欲熏心,为进一步登上宰相大位,竟反目将昔日恩师和提携者王安石视作最大绊脚石,用了很多卑鄙手段在背后算计他。这才有了王安石在熙宁八年(1075)年二月的二度入相。

苏轼一眼就看穿了对方的心思,步步进逼:“说得没错,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是为官事君的常礼。然而,当今天子对您像是对普通臣下吗?而您以常礼敷衍,对得起皇帝对您的一片厚爱吗?”

宋神宗对王安石“非常礼”的特别眷顾,不但是当时人所共知,还是以后千年里所有史家的共识。中国古代儒家士大夫历来追求所谓“得君行道”,然而能够实现这一理想的人可谓凤毛麟角。王安石即使不是唯一的,也一定是他们中最幸运和成功的一位。

据《邵氏闻见录》载,王安石听到这里,厉声说道:“看来我必须得说!”但他紧接着马上又说:“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按《邵氏闻见录》作者邵伯温(北宋理学先驱邵雍之子)的说法,王安石此时仍对吕惠卿在皇帝耳旁的谗言心有余悸,担心苏轼把他刚才的话传出去,酿成新的事端。

但我则以为,要说王安石对吕惠卿有如此忌惮,可能言过其实了。正史记载,吕惠卿在宋神宗面前进谗言陷害王安石,非但没能打动皇帝,反而迫使他不得已召王安石二度赴京拜相,并将吕惠卿贬出京城。当然,另一层原因是吕惠卿与其他几位宰执大臣关系紧张。据此可见,这位当时30岁都不到的年轻皇帝对王安石有多么信任!其实,无论是西方用兵还是东南大狱,大多是王安石当国时期的事,把它们说成是吕惠卿肇始的,很明显是在敷衍推卸。只是我们无法得知,已归隐这么多年的荆公重提这些如烟往事时候的真实心情。因此,若上述王苏对话确有其事,更多不是因为王安石对吕惠卿的忌惮,而是缘于他此时对苏轼仍存有一丝防备之心。毕竟,二人之间从未如此坦诚相见、直抒胸臆,眼前的这位苏子瞻可是自己在政治上的死硬反对派。

王安石随后又引孟子的话试探苏轼:“人须是知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得天下弗为,乃可。”

苏轼把憋了好几年的心里话一股脑儿倾诉完了之后,心情顿觉轻松许多。他对王安石开玩笑说:“今日之君子,争减半年磨勘,虽杀人亦为之。”磨勘,是唐宋时代对官员进行考核以决定其升迁的制度,到宋代形成了一整套极为严密而繁琐的程序,比之今日的职称评级和行政级别升迁有过之而无不及,故而每个官员都视这种论资排辈、按部就班的磨勘为畏途。

王安石“笑而不言”。

王苏之间的此段对话可见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十二。

 

经济观察报专栏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