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机”转正悖论：做大即死(2)

在亿通手机品牌经理甘泉告诉记者，“山寨机”最得力的市场是广阔的农村。去年，农村市场手机销售占有30%份额，今年提高到了50%。

那么国产手机为什么不能到三、四级市场、农村市场拓展呢？而将这个空间留给了“山寨机”。答案是：成本太高。

中兴通讯这位人士表示，现在华为和中兴的之所以还能盈利主要在于运营商订制。保持“永远都不会有库存”。“虽然我的利润低，但是每次都看得见摸得着，中兴规模比华为规模小，虽然手机的贡献不多，但是还有贡献。华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则选择了出售。大量的国产品牌下渗农村市场，最大的风险就是库存。”

据宇龙计算机通信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刘东凯介绍，早期转正的“山寨机”多是渠道起家，他们在本地有天然的渠道优势。此外，以前每家手机厂商都有自己的销售渠道和手机渠道。随着品牌机不断走向运营商订制市场，且先打款再供货的直供模式盛行，大卖厂苏宁、国美以及电子商务也正在对代理商的生存空间产生威胁。国包商、省包商渐渐嗅到了生存危机，但是其手中掌握渠道资源，转身整合产业链，做起了手机生产。据悉，天宇朗通前身即为渠道商，即使现在也没有放弃本身的渠道资源。而渠道本身承担售后服务等功能，熟悉本地市场。

手机检测制度争议

“山寨机”的重要生存之道就在于时间差。手机品牌厂商认为，时间差的根本在于中国的手机检测制度，已经落后于手机业的发展。

正与“山寨机”正面交锋的亿通手机甘泉告诉记者，“通常 ‘山寨机’20天上市一款，我们至少需要2个月。山寨王们到市场上看一下，目前什么功能卖得好，就开发哪些功能；哪个牌子卖的好，就高仿哪一款。在深圳车公庙找个设计公司买个方案，深圳车公庙一带几个人就可以组成一个设计公司，产量大的，找家代工厂，有些国产手机企业产能有剩余，就承接这种外单；产能小的，七八个人就可以自己在家组装，现在都是标准化，1个人一天可以组装二十台左右。”

甘泉所说的2个月中，至少有一个月花在了工信部的手机检测上。除了每个机型25万到30万元的费用外，时间上的损失是最大的。

“收这么多钱是不合理的，这不仅仅耽误了时间，监管和服务又是不对等的。本来工商部门来管就够了。”接受记者采访的一位手机企业的人士说。

一位深圳的手机生产厂商的人士告诉记者：“为什么国产手机有牌照但是没质量。你看国产手机也都是排队通过北京手机检测中心（CTI，负责手机入网许可证的检测机构）检测的，但是质量上仍然问题多多。”

“这个北京CTI认证纯粹就是高速公路收费站，不会提速不会保安全，唯一的效果就是让你排队加塞多交买路钱。”一位“山寨机网”署名“理性分析”的网友说，“随便一个创新或者扩展，都要去审批部门盖十七八个公章。这也是为什么国产手机在占据半壁江山的辉煌后‘高台跳水’的致命原因。”

“其实现在的国产正规军团，和山寨里面的‘大贼头’们比起来（比如招安前的天宇），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无非一个花钱租店面，另外一个就是夜市，但是卖的东西是同样的产品 （除了牌子和价格不一样）。所以才有这么一句话，不招安是死，招安死的更快。”一位业内人士直言。

而据记者了解，不仅仅牌照和检测费加重了手机企业的成本，高税率也是品牌机比“山寨机”的劣势。那么是挖空心思剿灭‘山寨’，或者将其‘招安’整编，还是改革现有手机检测制度，是摆在当前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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