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孙树杰/文 在深圳工厂出现员工十几连跳之后，富士康决定（部分）搬离深圳；据说有四川、河南、山东、湖南等多个地方领导挂帅争取富士康落户当地；这些官员们的心态可以理解，将其看成是大蛋糕的理由无外乎是富士康的落户能大大增加当地的GDP，似乎还符合所谓产业调整的宏观政策大方向。我感到困惑的是，既然地方招商时会筛选过滤掉对环境产生重大污染的项目，那么损害了普通人福祉的项目难道不该被拒？那些貌似身处高新技术行业而实际处于产业链最底层的劳动密集型企业，背负血汗工厂的恶名，被指责多年盘剥员工公积金等福利、强制性加班等问题尚未解决，营造了一个压抑冷冰冰没有温情的企业文化等不良行为的公司，为什么还值得抢夺？在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把民生放到了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地位的大背景下，难道关乎人的生存和工作尊严以及福利的话题仍旧没有环保重要，没有GDP增速重要吗？

现在是该谈论企业公民责任的时候了，不具备公民责任的企业不该受到如此礼遇和追捧。企业不能再被看做是只需要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纯粹的经济动物了；企业也是由人群组成的，它也需要承担每个公民对社会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包括环保，也包括一定的道德水准约束下的行为方式；而社会和民众也越来越如此要求企业，否则消费者可以选择抵制企业的产品，公布企业的不良行为。所以当英国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的钻井平台漏油初期采取掩盖辩解的防御态度时，遭到了美国民众和全球舆论的批评；2008年奶制品行业爆发三聚氰胺危机后蒙牛老总牛根生的万言书引来大量媒体关于其推脱责任的指责，南方某媒体文章更是直言其被部分消费者抛弃的原因：“一个至今都没有在三聚氰胺事件中接受必要审判的企业家，不会有太多的人继续相信他的慈善之心和公益之心；一个至今在三聚氰胺事件中都没有认真忏悔的管理团队，也不会有太多的人相信他们一定会成为优秀的职业经理人”。而现在蒙牛又被爆出有管理人员采取不道德手段诋毁对手的新闻，消费者对公司的失望必定会持续反映到公司销售额的下滑上。

不具备公民责任感的企业可以对GDP有贡献，但未必在对待社会与人方面符合社会公德标准，其单纯追求股东个人利益的做法和对员工利益的漠视是对数万甚至是数十万雇员精神和人生观的打击，高比例的员工跳楼轻生，大量年轻产业工人的状态颓废也是其对公德破坏的体现；即便是对员工福祉，也很难说作出了贡献，如果这类公司只会提供当地最低标准的工资。听说富士康打算将员工住宿交给当地或者委托第三方管理，但这样也无法推脱其作为事件源头的责任。

所以说一个企业貌似遵守了法律，实际是在利用法律，更遑论道德水准。所谓利用法律就是仅仅做到法律要求的，绝对不会做得更多一点：给你工资，是最低的；给你住宿，是最拥挤的；给你工作，是最紧张的。他们对一边对地方GDP做贡献，一边损害地方的名声，产生大量的社会问题；有人计算过弥补这些人的创伤，解决这些社会问题需要掏出多少钱吗？

扛起企业的公民责任就是在做最好的公关，也是当代市场营销的最高层次：为什么北京三元牛奶的销量比三聚氰胺事件前高了很多？因为三元是当时唯一一个产品没有被检出三聚氰胺的知名品牌，所以三元产品可以制定稍高的价格却还能够获得更多消费者拥趸；为什么马云的阿里巴巴值得尊重？因为马云把员工和客户利的益放在了股东的前面，马云是少有的意识到企业更大的存在价值的中国企业家，他知道企业不能仅仅为少数几个股东利益服务；为什么陈晓在和大股东黄光裕关于国美控制权之争中占优？因为陈晓的行为符合国美大多数高管和大多数股东的利益，是大多数人选择了他作为代表；为什么很多江浙企业的品牌价值不高？因为来自那里的资本只展示出逐利的本性，炒楼、炒矿、地下钱庄中都有他们的身影，直至今天跟当地某些企业主沟通时，他们对制作牛皮纸皮鞋的行为仍旧认可，这些品牌的内涵除了资金别无其他含金量。而现在的危机公关思路完全错误，企业总是不断辩解，只关心如何抹平事件，不关心甚至害怕承担起责任，结果适得其反，消费者反感并选择了抛弃他们。营销也不再是企业玩命向客户卖出去东西就叫成功，你需要关注客户在关注的话题才会赢得客户认同，企业才会被认为是有情感有道德的社会公民；所以敢于大声宣扬慈善和公益，以裸捐闻名的黄埔再生资源公司和它的董事长陈光标能够赢得全国公众和舆论的认同。

在没有真正有所改善之前，富士康们不该受到如此追捧，因为他们的行为让郭台铭得利，让地方官员脸上有光，而数十万雇员们却一定不满意。现在争抢到手的地方领导将来会后悔地意识到这其实是一块有毒的蛋糕吗？让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