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宁：纪录片与社会制衡（2）

三

看电影之余，欧宁开始创作电影。迄今为止，欧宁创作了两部纪录片。在2002年，以他为主导，与缘影会成员合作，制作出了一部有着较强形式感的《三元里》。中国纪录片的真正起步，其实在八九十年代方才开始，放在这短短二三十年的历史里来看，《三元里》是一部有开拓性的纪录片。

三元里在广州火车站以北，是一个城中村，欧宁上大学期间就在那里寄居过，三元里这一空间的社会特征引发了他的研究热情。事实上，纪录片《三元里》是欧宁三元里研究的一个部分。除了这个纪录片，还有大量的文字写作。三元里不仅仅是一个城中村，还是一个有着充足的历史内涵的地方，“三元里抗英”是写进中学课本的著名事件。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地位，三元里在人们心里其实是一个内涵凝固的意象，我们在纪录片《三元里》与三元里的相遇，成就了一份特殊的体验，它其实是将三元里从经典历史定位与意识形态的囚禁中给释放了出来。

如何讲述一个地方的历史？欧宁认为历史应该有多个版本，有官方版本，有民间的版本。多个版本讲述着多个层面的事实。纪录片《三元里》里没有一句台词，整个片子都是黑白的，音乐铺满了片头到片尾，整个片子予人以强烈的情绪宣泄。

电影开始的时候，多是快镜头，从珠江里拍摄两岸的高层建筑，在对这个现代都市做了各种扫描和巡视之后，在对三元里所立足的背景有了充分交代后，三元里终于出现了。

电影以大量镜头描绘了三元里的空间特点。那些逼仄的街道，在街道两边做生意的店员，失地农民在自家天台上种菜，农民为了抢占空间而建立起来的采光条件极差的楼房局促地林立着……虽然这个纪录片没有使用对白，但是它却显示出了强烈的观点性，创作者使用剪辑手段对自己的观点进行表达——比如一个鸟笼的镜头在前后关系中被刻意强化了出来，使人联想到此地人们的居住空间，还有把纪念碑前献花的少年和在土地庙里烧香的村民镜头放置到了一起，它让观众看到了此地人们精神状态的混杂性，这个城市空间的主导文化与人们当下生活的游离感也被揭示了出来。

从上面所叙述的所有形式特点中，可以看出这个片子受世界电影史早期“城市交响乐电影”的深刻影响。果然，欧宁讲到它喜欢前苏联时期维尔托夫《带摄影机的人》。维尔托夫拍摄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大城市的崛起，《三元里》所面对的时代局面与此有几分类似，都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城市迅速发展的时刻。另外，这些电影里有着潜在的社会评价意识。《柏林——大都市交响曲》的导演华尔特·罗特曼在纪录片中加入了社会评论，他在一对无家可归的母子的镜头后面，加上了一个豪华餐馆美食盛馔的镜头。虽然没有使用对白，但里面却有社会观点。

也可以说，《三元里》是一个实验片。2006年拍摄的《煤市街》与此不同。后者面对了一个特定事件，那就是大栅栏一带拆迁事件中发生的冲突。《煤市街》与《三元里》的相同点在于两个片子其实都依附于一个研究计划，都是对城市区域空间的研究。《煤市街》是“大栅栏计划”的一部分，这个计划是在国外基金支持下的一个城市研究项目。在这一点上，欧宁似乎有着非常明晰的自我意识，他对我说，我跟普通的纪录片作者不一样。

他这里的意思应该是说：普通的纪录片作者以完成独立的艺术品为首要追求，更在意一件艺术成品的独立艺术价值。而欧宁则不避讳自己有着更直接的社会功利目的。他的纪录片只是完成社会研究和社会交流的手段。另外，他的拍摄方式也不同，他是一个团队去进行一个纪录片的创作。几个人同时去拍，把素材汇总到欧宁这里，这种方式在现在的纪录片创作者那里不多见。

大栅栏作为城市空间的独特性十分显见。它是老北京的商业中心，但现在早已没落。与三元里有点像，“这两个地方都在市中心，地上建筑物密度很高，聚集了大量贫困人口”。欧宁隔一段时间就对大栅栏地区进行“地毡式”的拍摄。但是《煤市街》却是对准了一个事件，纪录的是几家遭遇强拆的原住民的维权行动。主要把镜头对准了一个叫张金利的北京人。这里也有一个带有实验性的动作：他把摄象机交给被拍对象张金利去拍摄。而张金利最后也有意识地以摄象机作为一个反抗的工具。

张金利把自家的房屋变成了一个用来进行反抗和对话的公共空间，在自己的屋子上贴大字报。他之所以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应该是与他特殊的身体条件有关——他武功高强，也许他因此比别人有更强的自尊和权利意识，当别人都撤退并接受开发商给予的条件时，只有他坚持表达自己的愿望。但是会武术这种肉身性条件也许只在农业文明时期有自我保护的作用，面对着现代化的国家机器和社会组织形式，这个条件已经不能起到作用。他现在开始使用摄像机，以电影为武器。欧宁说，张金利的历史意识很强，他与一些官员的私下交流都会凭记忆记录下来，而且还开了博客，把自己所掌握的材料都发到网上去。

当拆迁者和推土机一起开进来，这个时候，会武术的张金利改为使用摄像机，这使他从一个古代草莽变成一个现代式的英雄。据说，张金利最终在法庭上赢得了这场抗争，不久前宣武区给他批了一个地方，让他回迁，还盖了一座房子送给他。

欧宁们的纪录片在这里起到了什么具体作用吗？这都是无法准确测算的。但可以说，欧宁教给了张金利更多的交流方式和维权策略，他和他的摄影师们的行动也是对当事人的一个精神激励，他们共同形成一个有尊严的氛围，这个氛围本身对于社会来说是有辐射力量的，因为我们这里太缺乏它们了。

除拍摄纪录片和社会研究外，欧宁还在做一些策展活动。前年和去年的“大声展”在文化圈里有一定影响，他把一群年轻人以艺术的方式聚集了起来，给予他们一个展示自己的平台。这个展览很成功，从活动的社会效果上来说是如此，从经济收益上来看，也是一次成功的商业活动。

欧宁的行动能力是值得独立文化的倡导者、实践者来学习仿效的——你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看法吗？你渴望要改进这个社会吗？那就充分运用自己的智慧，运用自己的文化影响力，把一些正面的力量凝聚起来，使其发扬，使其对社会有一个光明的辐射。对于纪录片，“它不仅仅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它还要我们采取行动”。

访谈

王小鲁：《三元里》的拍摄初衷是怎样的？

欧宁：这个片子的初衷缘于侯瀚如在策划威尼斯双年展。那时候在亚洲地区开始出现一些替代空间 （alternativespace），就是在正规的美术馆或者商业院线之外，有一些规模很小的团体，它很小但很活跃，它是民间的，它的一些活动对官方的美术馆或其他主流的东西有一些替代的作用，对一个国家的文化生态起到一个活跃的作用，在韩国、日本都出现大量的这种团体。侯瀚如想在中国找一些这样的alternativespace放在他的框架里边，他觉得缘影会很像这样的替代空间，我们无法在电影院里放电影，就在书店、酒吧里做这些放映和研讨活动，所以他觉得特别像。他在策划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主题是关注亚太地区的城市化和现实，以及这个过程中引起的冲突和矛盾，同时当地的艺术家怎么应对这个形势，其实，替代空间的出现也是对主流的文化体制的一种冲击，所以他就很想邀请缘影会来参加。其实1992年的时候，那时我在上大学，我就在三元里住过……

王小鲁：那时候你在深圳读大学？

欧宁：是的。但在暑假的时候我老爱跑广州。广州有很多同学，那时候广州的新闻媒体也比较活跃，流浪记者也很多，那时候我在三元里住过，三元里的城中村现象是很典型的，那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的一种集大成者，它的里面纠结着那种中国土地制度的冲突。一个农村在城市里面怎么样被变异，这里面有特别多可以说的东西，这个片子就是这么来的。去研究它也并不是说只是去拍一个纪录片，因为当时还有一个事实是看了库哈斯的一本书，库哈斯在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带着哈佛大学的一帮研究生，到珠三角做研究，出了一本书叫《大跃进》，这本书彻底给了我一个新的角度去看我出生、长大、工作的珠三角地区，一下子引起了我对城市的兴趣，我开始研究城市，三元里是我找到的一个切入点，因为他恰好是城市化过程中汇集各种问题的一个例证。

王小鲁：我发现你所关注的事物面特别广，你早期的经历是怎样的？

欧宁：其实我最早是写诗，1986年的时候开始写，那时候我才十几岁，上中学。其实我的根本能力是写作，后来从事不同的工作只是这种能力的一个演化而已。特别是中国的先锋诗歌，在我的血脉里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在1985年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北岛的诗，那是北大未名湖文学社出的一本老木主编的《新诗潮诗集》……七十年代以来，北岛他们不是在北京出油印的诗刊嘛，叫 《今天》，这其实已成为一种传统，在八十年代全国各地都有这样的民间文化团体，出自己的刊物，因为当时的官方文学刊物根本没有机会发表这种东西。这个你可以想象的到和我以后工作的关系了吧？比如我做音乐活动的时候，我搞了一个“新群众”团体，然后做电影活动的时候我搞了缘影会，我对结社一直感兴趣，这个兴趣其实是从八十年代诗歌运动里边传承下来的。我从中学的时候就办地下刊物了，一直到缘影会的粗糙的小册子，其实做缘影会的时候，我有条件可以把它们印得更漂亮，但是我喜欢那种DIY和低成本的感觉。这也是我为什么喜欢维尔托夫的原因，因为它的影像里有一种很本质的诗意。上大学的时候，我加入到中国新诗潮运动里面，跟芒克、徐敬亚他们编过地下文学刊物《现代汉诗》。1989年之后，中国社会已经转型，文学开始没落，那时候我感觉特别强，曾经很强大的文学，到了1990年之后，社会影响力就不行了。

王小鲁：此后就是经济狂热了。

欧宁：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整个国家全力搞经济，所以文学的东西一下子没落得很厉害。那时候很多人都在转型，比如诗人下海，我就想找一个更有力的媒体，在1993年的时候我转向了摇滚乐，我搞了一个叫“新群众”的团体，出了一些地下音乐杂志，把北京的摇滚乐带到南方去。其实在每个领域里面，深入到它的核心后，我马上就对它失望。当我慢慢看清摇滚乐圈的习气，那种被唱片工业培养出起来的无知和骄横，我感到特别讨厌，他们就是娱乐，早就没有崔健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文化批判的东西了，所以很快我就厌倦了，我就去找新的东西。

王小鲁：你策划这个大声展是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欧宁：2004年的时候，我开始发现很多中国年轻人在外国留学，他们在国外学习完了西方的东西后要在中国实现他们的梦想，中国可以为他们提供很多机会，但这个阶层的人一直没人关注。我感觉到有一股力量在涌动，但是一直没有机会爆发。直接的起源是两个分别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留学生做了一本杂志，要拿到国内发行，要做一个小展览来推广，我听了之后，在这个想法的基础上，把它们扩大，就是除了外国留学的还把国内的年轻人也搞进来，非中国人也搞进来，搞三个城市巡回。

王小鲁：为什么叫大声展？

欧宁：它的英文的叫法是Getitlouder，就是想给年轻人一个平台，把他们的声音传播出去，传得更远一点。因为中国社会毕竟还是权威的声音多，年轻人没有多少机会，所以大声展就是创造这样一个平台，让年轻人发声。我们挑得都是特别年轻的人的作品，平均年龄在三十岁以下。我的感觉是对的，那股力量已经积聚太久了，最后像井喷一样，很吓人的，整个展场闹哄哄的，人特别多。

• 桑兰：受伤10年　|　2008-04-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