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是我的最后底线”(2)

经济观察报：这个沙堆经常被搬出来。

朱大可：现在还在搬，那时候国学还只是一个精神寄托和自我屏蔽的围墙，现在国学可以拿来赚钱了，功能被大大扩展了。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蜕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已经基本完成。

有一部分知识分子，现在都很有钱，比如我的同学张小波，我是看着他先富起来的。他曾经是很有才华的诗人，但现在做的《中国不高兴》这本书，我很不喜欢，比先前那本《中国可以说不》还差了一个等级。市场确实会改变人的意识形态。张小波的小说是在监狱里写的，《法院》那篇写得很深刻、很精彩，技巧也很好，跟《中国不高兴》完全是两类东西。

中国作家写作生命力很短，所凝聚的精神力量也有限。西方一个作家的生命周期，一般在二十年到三十年，中国最多不超过十年，有的就三五年，有的甚至只有一年，就像高能电池和低能电池的差别。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

朱大可：八十年代先锋作家为什么会兴起？是当时有一批很好的翻译家，提供很好的文本，比如说杜小真翻译的加谬，以及马尔克斯的好几个文本译得都非常好，还有博尔赫斯的小说，这些译本成了当时先锋作家的话语源泉，他们就是在这营养基上生长起来的。当时的先锋作家，每人案头上必摆的，就是这几本书。

现在，一是翻译得比较差，源泉丢失了；第二，作家关心钱比关心人类的命运更多；第三，先锋的土壤也没有了，那时候文学和文学实验总是受到大众的密切关注，现在没多少人理会了，充其量也就是一堆读过即扔的商品而已。那些貌似很热闹的文学奖，不过是文学圈的自娱自乐而已。

经济观察报：你对第六代导演怎么看？

朱大可：贾樟柯在第六代里还算比较好的导演。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和《太阳照常升起》拍得也很好，第六代导演最有才华的应该是他。王小帅和娄烨也都是好手。其他的导演我还不太熟悉。

当然第六代导演有这几个就可以了，不可能会出太多，因为跟第五代的生存环境不一样，第六代面对的是高度市场化的环境，第五代可以比较自由地做实验，可以拍一部没有人看得懂的作品，像陈凯歌的《孩子王》，全中国只有两个拷贝，这在电影发行上是彻底失败的。《黄土地》也没有故事和观众。当时许多新电影的实验性都很强，被称之为“电影散文”、“电影诗”，却没有鲜明的人物个性，也没有叙事的戏剧性冲突。当时是全面的兴盛，电影出现了第五代，文学出现了先锋派，美术出现了八五新潮。我们这一代人，对那个年代特别缅怀。

经济观察报：要是拿第六代跟第五代比较一下呢？

朱大可：第六代整体上不如第五代，从能量、从才华来讲，都是逊色的。第六代也没有形成独立的电影美学体系。我喜欢那种强悍、有力量、有张力的东西。不管你是什么美学，你必须要有强大的力量。第六代缺乏这样的力量。当然这种力量在丧失了人本主义基准之后，也会走向极权化，张艺谋的后期电影就是一个反面例证。

经济观察报：怎样才算有力量？

朱大可：一看就有震撼，我希望有这种东西。胡杰的纪录片《我虽死去》，里面就有一种内在的人性力量。有很多纪录片做得非常好，像张以庆的《幼儿园》。贾樟柯电影的叙事方式接近纪录片，但因为故事片，所以会削弱它的真实性，还不如干脆就做纪录片，这种叙事会变得很有力量，因为它逼近了人类真理的核心。

经济观察报：你说中国作家能量都存储得不够，你觉得你的能量来自于哪儿？

朱大可：我是一个不虔诚的基督徒，从来不去教堂。我受洗是在九十年代初。我的家族是一个基督教世家，我外公在民国年代是闽东地区的牧师，一个卫斯理公会的地方领导人。我外公和外婆都是基督教会抚养大的孤儿，毕生都交给了教会。我母亲也是基督徒。我童年受基督教的影响很深。

但其实我是一个普世宗教的信徒，我认为佛教、道教、儒教和基督教本质上是一样的，它们的最高原理也很相似。我现在对佛学的兴趣可能已经超过了基督神学。我有一个普世的信念和价值观，这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经济观察报：这是你的能量的出处吗？

朱大可：当然是的，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方面，那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底线。知识分子毕竟是被拣选出来的，你的言论会对公众产生影响，所以你的底线就比别人更加重要。当然，这是一个伦理的底线，不是美学的底线。

经济观察报：你说的最基本的底线在哪儿呢？怎么判断呢？

朱大可：比如说你对一个公共事物的判断，应该是基于你的最基本的良知，而不是你的利益，这就是底线。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不会犯错。我有时也会说一些错话，事后总是在那里忏悔。上海是一个奇怪的城市，除了出几个无骨文人以外，也有像韩寒那样的青年才子，判断力如此清晰，如此理性，而且几乎每次判断都是准确的，这真是一种罕见的现象。韩寒在80后里凤毛麟角，整个中国都没有第二个。如果新生代多几个韩寒，那中国的未来就大有希望了。

经济观察报：社会上的事太多了，怎么顾得过来？

朱大可：有些时候觉得实在不方便说的，我就只能保持沉默，我也有无奈的时刻，这是人性的弱点。沉默是我的最后底线。就像电影里警察常说的那样，我们应该时时告诫自己：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必不能说谎！

经济观察报：我记得你后来反省过自己对卫慧的批判过于严厉。

朱大可：我对卫慧的批评太严厉了，我在好几个场合表示过这点。使用的词都过于峻切锋利，虽然卫慧的小说有很多问题，但对女作家好像不该这么严厉（笑）。

经济观察报：如果撇开是女人这点呢？

朱大可：我也觉得她没必要承受我如此严厉的批评，我经常反思自己的写作，有时候是不是会用力过猛？在卫慧这件事情上，我觉得的确是用力过猛了。我一直在避免对文本而不是作者本人进行解读。

经济观察报：在做这些批评的时候，你会不会提醒自己避免道德批判？

朱大可：当然是这样，一定要尽量回避道德批判，尽可能更理性地进行文化解读。当然道德批判是中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民众和官府都喜欢这样。以前是奸夫淫妇游街示众，大家吐唾沫、扔鞋子，吊在树上，挂个牌子什么的。“文革”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但打击的对象转变成了官员、商人和知识分子。鲁迅也写过革命者在菜市口被斩首的故事。当时有多少民众在那边起哄啊，还吃人血馒头呢。那都是我们的人民啊！这其实是人们所说的“多数人的暴政”。但这种现象是个坚固的传统，是一种国民性的表达，鲁迅的沉痛批判并不能动摇它。如果没有制度性的建构，知识分子的文化努力，其实不会有太多的结果。

• · 延伸：民意分裂的根由 　|　 05-07
• · 视角：“独立知识分子”滕彪 　|　 05-07
• · 具象：一个知识分子与国家的情感变迁 　|　 05-07
• · 发言：独立的知识分子什么样？ 　|　 0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