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艰难的时刻(2)

11:36

2009-12-11

阚治东

押往深圳

早饭后不久，我得到通知，让我收拾东西准备被押往深圳。

在看守所的前台，深圳警方和上海警方的人员都已在那里等待。我看到刘波也从铁门里面出来。刘波在上海看守所比我多待了一天，如果那天晚上我先接深圳警方的那个电话，那么多待一天的就是我了。在看守所待了两天的刘波，神情懊丧，完全没有了过去的神采飞扬。办完走出上海看守所的手续，我和刘波各上了一辆警车，在车上我的前后左右都有深圳警方的人。车往浦东机场方向开，他们将通过民航把我们押到深圳。深圳警方曾用带威胁的口吻告诉我们：“如果予以配合，让你们体面地坐飞机去深圳，否则上刑具，坐火车走！”

我默默地望着窗外——内环、南北高架、卢浦大桥……穿梭的车流、自由的人群——我眼中飞逝而过的都是熟悉的景色，而心中想的是这一去，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深圳看守所的前台比上海看守所的明亮很多，看起来像一个招待所。可连通里面的铁门和高墙电网还是告诉我们，这里是囚禁人的地方。把我们送进那道铁门，押解我们的那批警员就算圆满完成了抓捕任务。一位看守接待我们，问了些简单的情况后他自豪地介绍说，这个看守所是全国最好的看守所——“除了秦城监狱，这就是最好的了。”得知我们一天里基本没吃过什么，那位看守问我们要不要泡碗面。我和刘波颇有嫌犯的自觉，不敢劳驾人家，忙说不用，看守也不再提此事。

深圳看守所果然不愧于 “仅次秦城”的说法，进去后得先换里面的服装。几个劳役给我们每人拿来两套单衣和一套厚衣、一个提包和一床被子，并在楼道口让我们脱下自己身上的衣服。这次赤身裸体并不完全是为了换装，还要检查我们有没有夹带违禁物品。旁边人来人往，似乎还有异性，好在灯光不亮。我们面露羞涩而他（她）们毫不为奇。我们穿上标有“深看”的囚服后，那位看守就领我们去监仓。

我去402监仓，铁门外有个小牌写着“过渡仓”。刘波与我是“同案”，不能关在一起，所以他去了202监仓。我进去的时候，监仓里的人都已躺下。看守对匆忙中爬起来的仓里管事的关照了一句“不要让他睡在地上”，说完咣当锁上铁门，走了。

借着灯光，我看见一排北方大炕似的木板床上挤了近10个人，地上还睡了好几个人。仓里管事的叫阿杰，他年龄不大，但很有威严。他指着板床上一个满头卷发的黑人命令道：“小黑，你下去睡！”那黑人顺从地卷起被褥往地上一铺又躺下了。我在小黑让出的铺位上放下被卷，躺了下来。可能半夜新犯人进来是常有的事，我的到来，并没有引起太多的骚动。我习惯睡前阅读，喜欢拿张报纸或一本书作为自己的安眠药，在阅读中慢慢入睡。现在换了新环境，身边又没有片纸，所以久久没法入睡。好不容易睡着了，不久又被一声起床的命令惊醒，我一看墙上挂钟，时间是早上7点。我学着其他人，把自己的被褥卷起塞进木板床下。床上只留下几床薄薄的毛毯，由一个蒙古国的青年慢慢整理。他把那些毛毯折叠得见棱见角，就像军营中的床被那样。

早餐前，阿杰问我有没有存钱卡。得知我还没有存钱卡，就先给了我一些洗漱用具，并询问跟不跟他们一起用餐。他说看守所供应的饮食没法吃，而要想改善生活就必须自己花钱。他们是每人每天40元的标准，我表示也按这个标准来。同室的人洗漱完毕就各自忙碌起来，有的洗刷卫生间，有的擦拭铁栏杆，有的擦洗床板和地面。闲人只有我和阿杰。阿杰作为仓里的负责人，自然不用做什么，而我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进看守所的第二天我就发生了点意外。那天早上，我也学阿杰他们跑步锻炼身体，所谓跑步，其实也就是在天井与室内打转。天井与室内之间有个台阶，跑到那里需往上或往下蹦跳一下。我光着脚蹦上蹦下，突然感觉右腿腿肚那里一阵刺骨的疼痛。我以为是骨折，但自己活动了几下后感觉仅仅是肌肉撕裂。不一会儿腿肚那里就红肿起来，同室人劝我去医务室看一下。我拒绝了，我想反正在这囚禁之地，有腿没腿有何关系。此后的日子里，我基本是踮着脚走路。

每天上下午都有一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周六和周日不用学习。学习时间每个人都要盘腿而坐，整齐地保持“打坐”姿势，在这段时间可以看书也可以写信，没有什么学习内容上的特殊要求。不过提供的学习材料也只有那本《在押人员须知》，我没其他读物，也就认真地拜读了这本“蓝宝书”。有的犯人拥有文学读物，但都是一些老书。据介绍，家人可以往里捎书，但都必须经过看守所的严格检查，盖上通过检查的印鉴后才能送到在押人员手里。而且这些书以后不可以再带出去，因为据说任何看守所都不允许在押人员离开时带出有文字的东西。我进看守所后，把每天经历的事都作了记录。尽管前后只有21天时间，也写了有2万多字，离开时就只能扔在监仓里了。

同监仓的人对我比较关心，不断询问我的案情。他们说起南方证券比我还熟悉，因为南方证券有20多个干部员工在这里关过。李振伟、孙田志、江岩、孙明明……他们说的南方证券员工之中，有些我都不认识。这让我颇感羞愧，只能安慰自己在南方证券时间不长，有的干部叫不上名字比较正常。

有些人见我情绪不高，就“安慰”我说“时间一长就习惯了”……大家都劝我多锻炼，劝我不要总想着出去——风刮进深圳看守所里的树叶都得在这里待上一年半载才会被扫出去，出去有那么容易吗？

进深圳看守所第二天是周六，没有任何外面的消息。我估计妻子和我的一些朋友已经到达深圳，我可以想象他们在焦急地打听我的下落。看守所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每天能获得外面信息的来源只有两个：一份报纸以及电视里的《新闻联播》节目。每天晚上7点左右，看守所的电视机会统一打开并锁定在央视一套。开始几天，我对索然无味的电视节目并不感兴趣，但几天后，我也与大部分在押犯人一样，期待着电视机的打开。

看守所的报纸是《深圳特区报》。一般是阿杰先看，然后大家轮流看。看完后要小心地收好，因为还要当我们的餐巾布。

一天，阿杰对我说：“老阚，你上报了！”说完阿杰就把报纸扔给我。我看到报纸上大大的标题——《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刘波、郭元被深圳警方刑拘》。

我知道我被拘留的事情来得突然，无论家人、同事还是朋友都没有思想准备。特别是对我家人来说，打击更是沉重，因为从小到大，我都是他们的骄傲。我异常担心我年迈的父亲和我的妻子——我在银行工作期间的老同事，原光大集团董事长朱小华被 “双规”时，其在申银万国证券香港公司工作的妻子经受不了打击在美国坠楼自杀。这种家破人亡的事格外令我印象深刻，我只能在内心祈祷，希望这种灾难千万别降临我的家庭。

第二天晚上，就在电视被打开的时间，突然铁窗口外有人传我的名字。阿杰让我靠前，透过铁窗口我看见两位穿着制服的人在和我打招呼。问清我的身份后，其中一人悄悄自我介绍说，他是我深圳朋友的朋友，代表外面很多人来看看我并问我有什么困难。我忙说谢谢他们的关心，并表示没有其他困难但是如有可能希望能给我送一副近视眼镜，因为我原先戴的眼镜镜架是金属的，按规定不能带进监仓。而离开眼镜，我根本看不清吊在高处的电视机里播放的节目。这次会见只有短短几分钟，但我从中了解了一些外面的信息，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家人和朋友们都在关心我，通过这次探访，我确认家人已到深圳。

第三天是星期一。上午一个女看守传我出去，在走道里给我又照了几张正面和侧面的标准罪犯相片。可能是我心情有所放松的原因，我面带微笑。那个女看守对别人“表扬”我，说：“站好，放自然点，这么紧张干什么？你们看，人家多自然，还面带微笑呢。”她发现我光着脚，有些吃惊地问：“这么凉的天，你怎么连拖鞋也不穿？”我告诉她我刚进来还没鞋穿。这一切，阿杰通过铁窗看到了。回到监仓里后，他对我说以后再出去不管谁的拖鞋都可以穿出去。

随后看守送来了我的存款单，存款单分几张，共数千元。上面写有很多存款人的名字，除了我的妻子张松妹，还有一批我熟悉的人。我想妻子是在暗示我，有这么多的人在关心我！存款单上注有名字的有陈玮、白颐、刘龙九、谢坚辉、王文星、匡晓明、何诚颖、陈勇、沈涵、欧瑞达等一批上海和深圳的朋友。陈玮是深圳创新投资集团的总裁，是我当年创办深创投时的合作伙伴。

这一情况在我出狱后得到了证实。我妻子找到了深圳看守所，但不能够探视，她发现有关存款的规定有漏洞——每次存款不能少于200和超过3000，但存款人可以随便写。于是她就想出了这个办法给我传达朋友们的安慰。此后几天，我陆续收到不少存款单，都是金额不大，但存款人不少。我把存款卡交给阿杰，因为这两三天吃的都是他们的钱。阿杰说：“这样吧，老阚，明天我们开你的账，约400元。我们是轮流从每人卡上花钱，每人都一样。”

会见律师

当天10点左右，看守又来传我出去。这次是让我与家里请的律师见面。见面的地方是贴着高墙旁一排小屋中的一间。接待室隔成里外两间，用玻璃把我与律师隔开。我坐在里间，两位律师和陪同的警官在外间。

妻子给我请的律师我都认识。一位是南洁，这位女律师我在深圳认识多年。另一位男律师名叫赛杰拉夫，是内蒙古人，我们是在酒桌上认识的，他与我的哈尔滨朋友方存忠是黑龙江大学的同学。他们要向我出示妻子的委托书，我摆摆手示意不必。接着他们对警官说我妻子有一封信，问能否给我看。警官看后表示我可以看。妻子在一页纸的信中让我务必冷静，告诉我家中一切都好而尉总对公司的事已做了安排。

律师问我是否知道涉嫌什么案件，我回答是南方证券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律师告诉我，南方操纵哈飞股票价格案被定为单位犯罪，而我是作为南方证券原领导进来的。律师明显在提示我，应该讲的问题只能局限于这个问题。其实不需要他提醒我也清楚，自己也没有其他问题可谈——这么多年我经手钱财无数，但是没有亏心赚过一分钱，否则我也不会是今天这个经济状况。

谈起案情，我告诉他们，我没有参与任何南方证券操作哈飞股票价格的犯罪活动，而我过去的工作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希望他们能认真查阅这些资料。这时律师告诉我，我的一批朋友都非常关心我，而我儿子也有一份邮件给我。征得旁边警官同意后，我看了那份邮件。妻子并没有把我的事告诉儿子，但远在墨尔本大学读书的他还是从网上知道了我的事。在邮件中他没有说这事，反而给我讲他与同学到大海里游泳搏击风浪的事。我感到儿子已经长大了、懂事了，这让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赛杰拉夫告诉我，他曾做过孙田志的律师，因此对我的案情很熟悉。陪同警官立即抓住他的话题，认为如果是这样他就不能作为我的律师。赛杰拉夫连忙解释说，他仅是孙田志的取保候审手续的律师。但那位警官还是认为这个问题要请示一下领导。两位律师还想多说点什么，但被警官拦住了，说会面时间已经过了。这样短短的二十几分钟匆匆而过，与律师见面的过程就结束了。

见到徐卫国

星期二上午，一位看守传我到他的办公室。我这时已经知道他是里面的队长，权力仅次于所长。那位队长了解了我的一些基本情况，然后告诉我南方证券好多人在里面蹲过。他又问我是否认识李振伟。我当然认识李振伟，他是南方证券的副总裁啊。那位队长告诉我李振伟现在北京，他来过电话说他的老板进来了，希望能照顾一下。“当然，他说的老板主要指你。”那位队长特意强调了一下。最后他告诉我，所里决定给我换到条件比较好的505去，让我去做些准备。不过他又提醒我说刘波在504，因为是同案，因此不要隔墙多说话。

李振伟是南方证券负责投行和国际业务的副总裁。南方证券被接管后他也被收监了，关了一年多。最后他以扰乱金融秩序罪判了一年多，也就是关多久判多久。这种刑期的判决方法很奇怪，但很流行，据说是防止有些关押的人由于关押时间长于服刑时间闹补偿。南方证券两个案子的涉案人员基本都是用这种判决方法。

我当时特别感谢李振伟的电话。人们都说世态炎凉、人心不古，当你倒霉时不落井下石就算好人了。而李振伟能在这种时候打来电话给我帮助，令我十分感动。

回到仓里，阿杰问我那位队长找我的原因。话还在说着铁门就已打开，一个看守让我拿着东西跟他去505。阿杰让一个年轻犯人爬到床铺下把我的被褥找出来，我自己找出晾晒的衣物夹着要出门。这时阿杰拦住我，把我的存钱卡塞给我。我不收，说这些天都是吃大家的，我还没花过钱呢。但阿杰示意没关系，强行把存钱卡塞给我。

……

搬到505的第一天很忙，大家都在打扫卫生。冲洗地面、擦床板和铁栏杆，很是忙碌了一阵。老关和小邱（注：阚治东狱友）在里面时间长了，个人物品比我多得多。这些物品怎么放、平时被褥怎么放，我们心中都没底。看守就打开铁门让大家过去看一下作为样板的502。我拥在502门口，还没看清楚布置，就见到从502里面伸出一只手招呼我。我定睛一看，原来是大鹏证券原总裁徐卫国。徐卫国也是早年证券业的创始人，不知为什么被关进来半年多。我和徐卫国很早就认识，过去经常在一起开会，彼此在业内的知名度都不低，想不到今天却在这里见面。正说着，刘波也过来和我挤在一起与徐卫国打招呼。置身这样的场景，我百感交集——如果把管金生、张国庆、陈浩武等人也关到这里，那么几乎可以开一次中国证券业开创者大会了。

证券业，这个为国家改革开放和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行业到底怎么了？这个行业的领导人的结果都差不多，我也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重获自由

周五上午看守传我出去。经侦警官在外面等我，告知律师要见我，并说完事后他也要找我。新来的两位律师我都不认识，经他们自我介绍才知道，我妻子给我换了律师。他俩一个是上海的陶武平律师，一个是深圳的张律师。陶律师是上海的名律师，他的大名我早就耳闻过，德隆案中唐万新的代理律师也是他。

事后才知详情，我突遭逮捕后，经尉文渊、姜国芳和刘龙九商定，请上海律师协会会长吕红兵和深圳律师协会会长李淳牵头，为我的案件组成律师团，推荐陶、张两位律师为我的代理律师。

陶、张两位律师转达了外面很多人的关心，并向我介绍了些具体情况，同时也简单地问了些问题。见陪同警官到外面抽烟，张律师给我做了个OK的手势。我以为是告诉我外面一切都好的意思，也没特别在意。但临分别时，张律师再次做了同样的手势并悄悄地说：“也就是一两天。”莫非这一两天我就可以出去？突如其来的好消息让我兴奋不已。

回监仓不久，经侦警官他们又传我出去。他告诉我这次是例行公事，就是再做个笔录。他说：“老阚你吸支烟，我们把笔录再做一遍。”等把笔录做完，我签名画押后警官告诉我：“老阚，各方面领导对你们都很关心，我们的局领导也很关心。据你自己和你家人反映，你患有严重疾病，决定给你办理取保候审手续。估计也就是这一两天就可以出去。”

想到很快能出去，我心情也特别放松。我把要洗的衣服洗了，又冲了凉。然后我想今晚给大家再加点菜。等到送餐的人来了，我花了二三百元钱把可以点的菜都点了一遍。大家问我为什么加菜，我说今天见了律师心情不错。我简单说了个理由，大家也就高兴地用起餐来。

突然喇叭招呼我，大家一下子欢呼起来，大喊说：“老阚，收拾东西，走了！”而旁边仓里也在为我出去的事欢呼。大家似乎有点不舍，而我有了前人的经验，夹了一床被褥，把其余物品都留给同仓就走出仓门。我看见刘波也走了出来，知道我们俩同时被释放了。这时不仅我们仓，其他仓不少人也都挤在铁窗口，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都向我们祝贺。

……

走出看守所，我再次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见到自由走动的人群、流动的车辆，深深感觉到，自由真是太好了。

我原想在深圳停留一天，向深圳一批朋友道个谢，但妻子决定当晚离开深圳。她当日离开的决心很大，我也就只能听从。因为没有身份证，朋友在机场公安那里帮我搞了张临时登机身份证明。在机场，想到这21天我被逮捕入狱的日子，我和妻子惊魂未定。看见警车驶过就怀疑他们是否放了我之后又后悔了，担心是来把我重新抓回去。妻子满脸凝重，直到飞机起飞眉头才舒展开来。此时，我才理解她为什么执意要当天离开深圳。

对我的被捕，外面媒体报道很多。说什么的都有：感到惋惜的、同情的、小骂大帮忙的，拍手称快的报道也有，但不多。这对我多少是个安慰。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想看那些报道，不想被那些报道勾起对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的回忆。我注意到很多报道尽管对我表示同情，但几乎认为检方认定的罪名成立。难道没有人相信我没有参与南方证券的任何操纵股票价格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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