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13:48

2010-03-02

刘波

经济观察报刘波/文

经济观察报：根据你的观察，大体上中国在西方公众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你如何看待过去十年里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的变化？

魏柳南（Lionel Vairon）：历史上中国在西方的印象一直都非常好，直到过去十年才发生了变化。也许可以说过去中国在欧洲的形象尤其好，因为那时的欧洲人对中国有一种认识，认为中国一方面是一个古老而富有威望的文明体，另一方面已经在20多年里逐渐摆脱了毛主义，而进行了有目共睹的十分成功的经济改革。

但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的这个良好形象开始改变了，这主要是因为受到了两个因素的影响。一个因素是，西方各国的经济在此期间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挑战与挫折，从而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失业，在普通民众中造成了不安全感、挫折感和某种嫉妒情绪。与此同时，西方主流媒体、尤其是欧洲媒体对中国缺乏客观的报道，则加深了民众的这一情绪。通常，当经济和社会形势恶化的时候，人们很自然地要把情绪发泄在某些替罪羊身上，例如不论是在今天的欧洲还是中国，移民或迁移劳工都被当成替罪羊。

另一个因素是，中国在外交政策上正在慢慢地变得更加自信而坚定，更能展示自己的力量，有时还会用威胁性的口气对西方人说话。这就在西方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担忧，有人担心中国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希望把自身观点强加给他人的超级大国——就像过去400年里西方国家所做的那样。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待西方媒体对于中国在西方的形象的塑造作用？

魏柳南：对于西方公共舆论与中国之间的误解与猜忌的加深，媒体负有最大的责任。因为媒体总是把事情简化，只强调中国各种政策的黑暗面。西方公众对于中国目前还所知甚少，除了旅游、文化交流和一些其他形式的交流之外，来往非常有限，然而媒体以一种过度简化甚至歪曲的方式来表现中国。

经济观察报：中国如果想改善它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魏柳南：我强烈地认为，不仅为了改善中国在西方的形象，而且为了改善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的形象，中国应该做几件重要的事情。首先也是我多次强调的一点是，中国必须改变自己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方式，以一种西方人或者其他族群可以明白、可以理解的方式进行沟通。要实现这一点，关键在于制定良好的公关政策。

一些中国人告诉我，中国不需要调整自身来适应外部世界，因为外部世界最终会自行调整，以适应中国的方式。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不论是不是喜欢，我们必须明白，必须承认，西方文化已经主宰世界几百年了，而今天世界的沟通方式仍是以西方的概念为基础的。

摆在中国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改变它的沟通方式，从而以一种和平的方式来改变自身的形象，使自身的政策与战略能为外部世界理解，并按照自己的心愿来向世界展示自己的形象。如果中国不打算这么做，而是根本不关心自己受不受到理解，那么只要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西方化的世界，中国和其他国家必然会朝着一场严重冲突的方向发展，而这将是一个所有人受损、无人获益的局面。

经济观察报：现在关于“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的讨论比较多，你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魏柳南：我坚信中国可以在所有领域给国际社会带来许多新概念，而各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在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中国的一举一动。虽然发展中国家的人们曾经为反对殖民主义而战斗，但连续几百年的西方统治仍给他们的心理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仍然更熟悉欧美文化而不是中国文化。我认为现在“华盛顿共识”已经寿终正寝了，但“北京共识”依然处于萌芽状态。

经济观察报：中国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但其他方面的表现似乎不突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中国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应该怎么做？

魏柳南：我的观点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并不需要依靠经济、科技或单纯的硬实力，最重要的因素是要影响人们的想象，给予人们梦想与期望。1945年之后的美国在这个方面是极为成功的，他们通过电影以及文字、声音、图像的宣传在海外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这样的软实力是维持美国大国地位最有效的工具。

目前为止，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所限，中国的软实力是极为有限的。中国的软实力对外国政府、外国决策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但还完全没有影响海外的舆论、普通的民众与年轻人。出现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外国媒体针对中国的宣传攻势，中国自身沟通技巧的欠缺，以及中国自身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来把自身形象定位为一种完善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模式。

一个全球性大国不能是一个总在威胁别人的国家。看看美国的例子，美国侵略过不少国家，威胁其他国家，每当必须动武的时候就选择动武，但就算是在那些美国的“敌国”里，普通民众依然对美国充满幻想，包括美国的生活方式、电影和汽车以及美国一定程度的言论自由等等。这些民众被他们头脑中关于美国的画面所主宰，他们对美国的印象与真实的美国有很大的差距，但单凭这些浮光掠影的印象，美国已足以主宰他们的头脑。

有的时候中国似乎以为，通过将自身的观点强加给别国政府，就可以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这是错误的，施加影响应该以民众而不是政府为目标。但要影响民众，中国就必须向他们提供一个明晰的模式，这一模式应该既代表经济发展，又代表某种生活方式，也代表对基本权利的尊重的结合。只有在这个领域具备一定的实力，中国才能与美国长期地竞争。

经济观察报：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价值观的影响力有关，而中国价值观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远不如美国。中国可以以什么方式来改变这一局面？

魏柳南：这就让我们回到了原先的问题。中国价值观是什么？一方面，我们不能接受西方强国奉行的那种绝对人权主义的理念，这种理念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掩饰最原始的商业利益与权力斗争的外衣，但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一些基本的、对所有人类都很重要的、必须得到尊重的人权诉求，例如要防范官员的腐败，想让民众有权享受公正的司法等。虽然中国中央政府采取了明显的努力来改善这些基本人权，但一些权利在中国依然没有得到合理的保障。

我认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根本性的价值观，例如对老人的尊重、人与人之间的团结、强调工作的社会价值等等，这些在西方社会被遗忘了，但在中国依然保持着，而且中国必须坚守这些价值观。但中国如果想在经济榜样之外，也成为价值观上的楷模，就必须为民众提供更公平的待遇和保障。此外，美国的文化——而不是价值观——在二战之后保持强劲的一个重大原因是美国电影的影响。中国在这方面的实力还是太弱了。

（魏柳南为法国汉学家，前外交官，著有《中国的威胁？》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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