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光华改革的困境，是中国改革的缩影。张维迎碰到的问题，也是全社会面临的问题。教育不仅仅是高校本身的问题，背后还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弊端。张维迎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一直没有停止过。

1997年，张维迎入职光华管理学院。政府提出要用三年左右的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张维迎的评价是，“出路是有的，那就是民营化。”但他同时很担忧，“如果说要在国有体制下摆脱困境，我能想到的唯一出路是回到国家垄断。”

2000年，新世纪来临。张维迎明确指出，改革中最大的问题是某些政府部门可以随意地制定法律法规。这些部门往往打着“维护国家利益”、“规范市场秩序”的旗号。但仔细分析，一些法律法规的出台都是为了增加寻租机会。

2003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他在一次会议中提醒，“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政府随意侵害产权、随意干涉企业经营活动的行为就没有办法阻止”。

2005年，张维迎就任光华常务副院长。他发出呼吁，中国的改革需要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澄清国家和政府的目的是什么。“政府的目标应该是最大化全民的福利，而不是最大化政府财政收入，也不是最大化政府控制的资产。”

2006年，张维迎就任光华管理学院院长。他发表轰动一时的《理性思考中国改革》，提出权力是腐败的“本”，其他方面是“表”。反腐败要“表”“本”兼治，但釜底抽薪的办法是治本，也就是减少政府官员的权力。

2008年，张维迎入选“中国改革30年经济30人”。他在展望未来30年改革前景时说，改革重点要转向政治体制；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完成以后，才能巩固经济改革的成就。

2010年12月，张维迎卸任光华院长。他在一次演讲中的话被广泛引用，“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的周小川。要完成这个转变，我们就一定要有制度方面的重要变革，包括政治制度。”

今天的中国改革，进入空前复杂的阶段，各种矛盾和问题充分暴露，交错影响。在制度变革中，知识和信仰的作用至关重要，与权力争斗和利益博弈相比，它们的重要性被大大低估了。中国改革的成功，不仅需要现有权力结构对原有制度设计进行改造，更需要大众思想观念和价值判断的转变。作为优秀学者和市场传道士的张维迎，为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四

张维迎被学界认为是最有独立思想的经济学家之一。有人说，张维迎卸任商学院院长，或许是北大的不幸，光华的不幸，但却是众人之幸，中国之幸；还有人说，中国从此少了一个官员，多了一位大师。这是真的吗？

“所谓精英，就是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耐心，想干大事的人；那些有思想、有知识、有责任心，能被委以重任的人；那些具有科学批判精神、能理性思考问题，有能力引领社会往正确方向前进的人。”这是张维迎就任光华院长当年在开学典礼上对青年学子的讲话。到他卸任的今天，依然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