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文

在中国的政治外交话语中，常有“风云”乃至“风云变幻”之类极言世界政治动荡无常、难以捉摸的表达。从论者的叙事策略来看，无非要称颂伟人扭转乾坤、驾驭局面的宏大战略和非凡智慧；但由于这种神话修辞往往替代了事实关系的交待，乃成为美化秘密外交、宣传个人崇拜的政治传播，而不能对知识生产意义上的学术研究有所助益，结果造成无知与神秘的循环。

当然，在迷信政治学的词典里，知识无关紧要而领袖的智慧神话地位至尊。不过，处于当今传播全球化的技术环境，即使可以封锁“无政府主义”的“维基揭密”，却不可能阻止 “民主主义”的他国解密，也难以控制“个人主义”的亲历回忆；所以，竞争机制不备、辩论过程缺失的秘密外交和迷信政治越来越被证明是时代错误。

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基于历史的再研究，反省这种错误是国家能力成长的必要过程。困扰于现实中日关系的周期性恶化，如果我们实事求是地重读历史，也会发现所有貌似无解的难题都是伟人历史的遗产，甚至那时也不存在纵横捭阖于 “国际风云变幻”而战无不胜的领袖智慧神话，倒是发生了由于知识欠缺的政治尊严挫折和国家利益损失。

从中日关系的“状态”史谈起

对于常以权威或主流姿态出现的论者而言，提出中日关系的“状态”概念或许是很肤浅的请教，眨眼间就会解下“战略互惠”、“和平友好”、“你中有我”、“相互依赖”、“饮水不忘掘井人”、“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之类一大堆文不对题的裹脚布。这是粗枝大叶、懒于学习造成的思想荒废。

经济纽带不能用来评估国际关系状况，因为发达国家作为国际经济强势者总要千方百计实现商品和资本输出以赚取国外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如果遭到拒绝或欲求未满，过去是发动硬实力的帝国主义战争，现在则流行软实力即宣传“相互依赖”的全球化理论，更以配合同盟军事演习的巧实力为最时髦。

至于日本对中国的巧实力，就是一方面强化日美同盟遏制“威胁”，一方面主张“政治经济分离”原则的“战略互惠”，使得中国既要开放得“我中有你”，还要遭受海洋岛屿权益方面的剥夺性敌视和历史认识问题上的蔑视。而倘若中国因此实行政治抗议、贸易抵制，则被宣传为错上加错般的“外交强硬”、“经济威胁”，陷入了似乎只有任其摆布才能一贯正确的陷阱：不仅习惯性地表白“搁置争议”论、“不是威胁”论、“不谋求霸权”论，还要勉强扩大开放，加强商品采购和原料供给。

所以，套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论”理解国际关系，甚至生发出“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之类的聊以自慰是颟顸的，不平等的经济关系将越发强化国际政治力学意义的不平衡。

也就是说，政治关系的相互理解、安全保障的相互尊重才是评价国际关系的根本价值尺度。从由于政治、安全关系发生抗议游行和民意调查高达八成的相互负面评价来看，所谓“中日友好”已经没有统计学支持而成为分不清楚想象与现实的哲学论。

至于“战略互惠”，本来是否定“友好论”而暗行“政治经济分离”、追求现实利益的日本规范，在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后，两国首脑勉强见面确认要回到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原点，但日美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的刀光剑影之下两名日本地方议员强行登岛，中国外交部再次抗议，“回到原点”论就又被打翻。总之，“战略互惠”也不是中日关系的实际“状态”。

为了准确理解中日关系的“状态”，需要学习历史。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国政府于1941年宣战，1945年日本投降，但1951年美国主导的旧金山和会排除中国，名义上由日本从“两个中国”选择其一议和，事实上是美国压迫日本与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在1952年缔结了《日华和约》。《日华和约》规定“战争状态”终止，日本坚持该条约“适用于现在在中华民国政府控制下或将来在其控制下之全部领土”，以战争受害主要在大陆的逻辑打掉国民党政府的战争赔偿要求。不过这并非对大陆新中国的尊重，而是一个巨大谎言故事的开始。

随着1958年大陆要求赔偿个案的出现，日本政府逐步改称《日华和约》适用于“包括中国本土全领域”，这样就能否认全中国的赔偿要求。所以，当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率外交团队到北京谈判邦交正常化的时候，外务省条约局长一口回绝中国草案的“结束战争状态”、“放弃赔偿要求”等条款，理由是这些问题在《日华和约》中已经解决了；也就是说：且勿论“放弃赔偿要求”之“友好”，你们其实连“放弃”的资格都没有！

周恩来得到报告，亲自出马应战，怒斥道：我们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反而得到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种“不领情”的对待，简直不能忍受，“是对我们的侮辱”！

然而，正如在两军阵前的谩骂不能代替厮杀一样，谈判桌上的愤怒也不敌对方逻辑的压力。日方辩称：《日华和约》系国会通过，日本政府若以无效视之必遭欺骗国民的骂名，所以中日联合声明不能有结束“战争状态”的条款，也不能出现赔偿要求之类的表述。僵持之下，中国方面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做出宣告“不正常状态”结束的让步，而日本则同意写上中国表示友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

这样，由于日本回避战争责任而以《日华和约》有效为前提对中国交涉，导致中日至今没有终结“战争状态”的法律文件，或者说中日两国并未在国际法意义上正式结束“战争状态”。而这种邦交“正常化”谈判结局，固然是日本方面谎言释约欺骗的成功，但也是中国方面徒有游戏文字之“智慧”而连《日华和约》这种公开情报也疏于研究之无知的证明。

中日关系的“真问题”

中日两国不能开诚布公地宣布“战争状态”结束，象征性地预示了围绕战争责任或“历史问题”斗争的长期化。这种“战争状态”残留是中国的中日关系“友好”论者很感陌生的，但日本学者清楚，称之为“战后尚未终结”。

因为对事实的糊涂，中国的“友好论”总是企图回避问题以求一团和气；而日本的“战后尚未终结论”虽然受到保守势力主流的排斥，但总还在坚持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尚未清算的战争责任和纠正错误的历史认识。这是中日关系的“真问题”所在。

邦交正常化以来，导致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主要是参拜靖国神社、教科书修改、钓鱼岛争端等问题，前者被称为价值观性质的 “历史问题”，后者被称为“利益”性质的领土纠纷。其实两者都可以称之为 “历史问题”：一是由于美国为了冷战政治需要而庇护日本逃避战争责任造成的“历史认识”问题；一是由于美国私授日本对冲绳的“潜在主权”并强行把有争议的钓鱼岛交与日本“施政”，这种片面、非法的战败国领土处理给中日关系嵌入的主权冲突问题与日本帝国主义战争史具有连续性。

在1970年代初，中国内政混乱、外交荒废，认为田中角荣访华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 “有利于牵制美帝和打击苏修”，因此原则是 “一切都好商量”、“决不让田中首相为难”。

这种把对日外交用于应对其他国际政治困难的“统一战线”智慧使得邦交正常化谈判脱离了战后中日关系本来的战争责任处理主题。中国方面仅仅交涉到日本对性质不明的“战争”作语焉不详的“反省”，至于钓鱼岛争议则是田中虽有提起但周恩来主张回避，从而使战后议和必须处理的战争责任问题和领土处分问题分别转化为“历史认识”问题和“历史悬案”问题。

战争责任问题的“历史认识”问题化和领土处分问题的“历史悬案”化造成了中日关系周期性恶化的结构性机制：只要日本政治家作出无“反省”言行，中日关系便受到“感情”伤害；只要日本把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公开化，中日关系便呈现敌对态势。总之，包括战争责任、领土处分等所有战后处理事项都在日本强势的压力下经“智慧”解决而暧昧化了。但这些问题在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两个方面都延续着日本的帝国主义历史学，形成了日本继续蔑视、敌视中国的关系结构。

既然侵略战争责任没有得到反映于国际政治仪式和国际法程序的严肃清算，反而以外交欺诈的成功证明了强权政治和谋略外交的有利和有效，于是随着国民战争记忆的淡化和世界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保守政治势力从1980年代起越来越不重视战争受害国人民的“感情”、越来越不掩饰国家利益的扩张了。

另一方面，因为是美国作为亚太秩序的霸权使日本获得了帝国主义历史连续性意义的非法、非道德利益，而获得、维持这些利益构成了对中国的敌视和蔑视，所以日本乐于接受美国的“中国威胁论”宣传；美国则把理解“威胁论”的日本作为其控制东亚的工具，操纵东亚国家的分裂化或军事基地化，获得中国的被压迫利益、台湾的被保护利益以及日本、韩国的被基地化利益。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机制化利益背景下，围绕所谓“历史认识”的政治斗争越来越貌似不可调和的价值冲突，而被“历史悬案”化的钓鱼岛问题也越来越被日本的实力政策和日美同盟的强权政治推向硬着陆的轨道。

因此，中日关系越来越呈现出是日本为维持其逃脱战争责任的非法、非道德利益而借助美国霸权遏制中国追究战争责任的 “单方面战争威慑状态”，战争责任问题的遗留才是中日关系的“真问题”；那些阐述中日关系常见的“妥善处理敏感问题论”、“增强政治互信论”、“加强民间交流特别是青少年交流论”、“两强时代摩擦难以避免论”、“国际政治结构变动共同敌人消失论”等等，都是由于“智慧”过剩而知识欠缺导致的伪问题探讨。

邓小平曾经相信：两国政府把钓鱼岛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因为“我们这代人智慧不够，这个问题谈不拢，我们下一代人总比我们聪明，总会找到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钓鱼岛问题的尖锐化和无解化趋势证明了“当时明智论”和“智慧进化论”的过于乐观，当然也证明了知识的重要性：只有从把握战后中日关系主题和认识国际政治结构的知识论出发，才能找到解决中日关系问题乃至东亚地区问题的思想、行动起点。

直面“复杂”、“敏感”的中日关系

从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对 “结束战争状态”的回避，到经过“历史认识”和“历史悬案”问题斗争后“单方面战争威慑状态”的呈现，中国的对日外交从争取“友好”始，却以受到日本蔑视、敌视和威慑终。这是一个难言却越来越公开化、可视化的事实。

由于头痛医头式“智慧”过剩而理解真问题知识不足的状况没有改变，现在的政治外交话语仍然没有能力处理“友好”历史叙事断裂、“战略互惠”虚构崩溃的危机。这是主流中日关系论者张嘴“复杂”、闭嘴“敏感”的原因。

“复杂”、“敏感”论是试图继续回避问题、维持“友好”外观之“智慧”所作的最新发明。但事实上，从小泉纯一郎首相冲锋式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在中国引发大规模抗议游行之后，“友好”大局的外罩就被两国相互恶感的民意调查数据戳破了。

作为直面现实的学术努力，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中村政则在小泉参拜效应高峰期的2005年出版的 《战后史》中写道：亚洲的历史清算一日未了，“战后”就不会终结；这里并非仅指金钱的赔偿，参拜靖国神社、政治家“妄言”频发的事实也是“战后”没有结束的证明。而日本结束“战后”的方式将有“战争之路或和平之路”两种对立选择，“我们在战后60年之际正徘徊于战后最大的岔路口上”。这是十分尖锐、坦率的批评。

何为“战后”还没有终结？就是亚洲国际关系还潜在着历史遗留的 “战争状态”。什么是结束“战后”的“和平之路”？当然指以谢罪、赔偿等战后和解的政治步骤处理“历史问题”。至于“战争之路”，实在是恐怖：不道歉，难道还要再打人？那些回避事实、但求苟安的“友好”论者或许干脆掉头就跑也不去努力学习、尝试理解国际关系怎么会有这么麻烦的结论！

其实，正因为“友好”被“战略互惠”取代后仍然被颟顸的“友好论”者理解为“友好”，中日关系才继续在回避历史和解的实用主义方向上发展，结果被美国利用2010年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彻底打掉“东亚共同体”的旗帜，中日关系重新陷入“冷战状态”，日本亦步亦趋地跟着美国回到了以日美同盟遏制中国“威胁”的老路并发展为赤裸裸的“单方面战争威慑”了。

历史和解的烂尾化导致日本主流政治势力保持着对中国的蔑视和敌视，冷战政治控制下的周期性恶化乃中日关系的结构性原理。而最新事态更是这种悲剧性的发展：在俄国领导人傲然登上日俄争议岛屿宣示主权而中国渔民在钓鱼岛海域被抓捕两大事件之后，日本新近公布的防卫大纲改变了应对俄国威胁的 “基础防卫”战略，而以新的“机动防卫”概念加强“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矛头直指它所谓的“地区和国际社会之忧”即中国。

这种调整显露出日本对钓鱼岛主权争议实行 “单方面战争威慑”的面目；但滑稽的是，战争能力强大、外交步步为营的俄罗斯已被看轻，渔民束手就擒、外交举步为艰的中国反倒成为“威胁”，蔑视的和敌视的中国观竟有如此复合效应！

很显然，日本以攻为守地把中国称为“威胁”，不过是以“单方面战争威慑”警告中国与钓鱼岛保持日本规定的地理距离。但“中国威胁论”这个超级外交调侃终于被日本的新防卫大纲证明是一个笑话，恰恰揭示了中日关系是怎样被“历史问题”的恶性逻辑扭曲着。

那么，如何才能实现有尊严的国家利益外交？知识不备、组织乏力乃政治弊端而非外交无谋，这是中日关系史早就给出的提示。

前文谈到中日邦交正常化交涉时中国代表因为《日华条约》相关知识的欠缺而受到日本方面的外交欺诈，但必须指出的是，中国本来有学习、研究的机会。据在1970年代初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外交、情报干部熊向晖回忆，为准备1971年10月基辛格来访，周恩来在10月19日晚间的会上谈到日本问题时说：1951年9月，美国在旧金山召开对日和约会议，把我们排除在外，由于一些国家反对，蒋帮也没有参加；1952年4月，日本和蒋帮签订“和约”。他询问这两个“和约”的细节，在座者竟无人能答。

不过，熊向晖9月12日曾经报送过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关于对日和约的记述》、《蒋帮“外交官”张士丞关于日蒋“和约”的记述》等相关材料，于是提醒周恩来可以参考。岂料周恩来笑了：“偏偏是9月12日！”原来，9月12日是林彪异动逃跑的日子，谁还顾得研究什么外交资料！周恩来急命秘书找出资料，印发研究。即便如此，上述材料的研究也没能提供有重要意义的帮助。

总之，无论是由于材料本身的局限，或是由于研究人员能力的不足，既然党内斗争造成的政治混乱使最低限度的情报搜集、资料研究都受到冲击，而且从中日谈判时中国领导人反复询问日本政治制度等情况来看，中国的外交知识和谈判准备严重不足。由此可见内政对外交的决定性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国家政治混乱、干部学养不备，导致外交决策思想贫困、行动捉襟见肘。

很显然，外交质量的提高有待于政治改革的先行，只有改革才能创造合理、高效的政治，使人才培育、学术发展成为可能，使“智慧”与知识相得益彰而成为争取政治尊严和国家利益意义的智慧。

当然，说起来可悲，这种思想其实也未出先贤学者的老套，梁启超在百余年前编写《李鸿章传》时对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晚清外交史曾有所研究，他的心得是：“内治不修，则外交实无可办之理。”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