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陈泰然/文 在今天中国，人们谈到“中产阶级”时，总像在谈论一个我们不知所谓的东西，它似乎距离我们很近，却又那么远。学者和媒体虽然总将“中产阶级”作为社会的稳定的关键因素挂在嘴边，可谁也不能给出一个明确定义：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什么？可能是察觉了这样的尴尬吧，大家又纷纷有意无意的用“中间阶层”来掺沙子，但“中间阶层”更加是个没有实际意义的词汇——私有制产生后，任何一个社会形态的任何时期，都有“中间阶层”存在，那只是一个固定的位置，而很难说对社会其怎样的关键作用。

所以，我们有必要首先界定所谓“中产阶级”的含义，否则它就会成为一个学术上的陷阱。“中产阶级”是社会分工复杂化的产物，是与传统产业中的工人、农民相并列的，他们所从事的工作很多，但是都有一共同的特质：他们都是在从事某种管理性和技术性的工作，他们是凭借知识和脑力，而不是传统的体力来完成他们的职业行为的。

这样的“中产阶级”在中国有多少人？根据陆学艺等人编撰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数据，这个阶层的人口总量应该在 8500万左右。如果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就可能要因为收入因素而大打折扣。因此，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应该不会超过5000万，其在整个就业人口中的比率不会超过7％。

如果以都市媒体刻意渲染的那种所谓“有房有车”的生活方式标准衡量，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数可能就更会少得可怜。（以上数据来自于《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7%的人口比率，很难说是一个社会的“中产阶级”、哪怕是“中间阶层”，它充其量是另一个“夹心层”，在这样的基础上谈“社会稳定剂”和“幸福的橄榄”，就是个笑话。相比之下，香港的中产家庭至少占全港家庭的30%以上，在美国则有80%的家庭属于中产阶级（数据来自于“香港中产阶级观察”，《瞭望》新闻周刊），而且，如果以“月收入在2万到5万港币（现1港元约等于0.87元人民币）”的香港标准、或者“家庭年收入在3万～20万美元”的美国标准来衡量，中国目前的“中产阶级”还能有多少，还真是不好说了。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还有那么人在吹嘘中国的“中产阶级”概念呢？除了中国媒体的浮躁炒作外，“中产阶级”概念在中国，更多是一种“橱窗效应”，给与投资者以更大的信心与乐观——中产阶级具有超大的消费需求和能力——以确保投资和GDP的稳定发展，这才是正经。

但是当我们都过于乐观的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的时候，也应该明确这样一个现实：中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是不断减少的——1991年收入在20％～80％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53.2％，而这个数据到2002年已经萎缩到41.6％，十年间减少12个百分点——中间阶层人口规模的萎缩意味着，在中国改革尤其是后半段改革中，以各种现代职业为特征的新中产阶级的扩张速度落后于旧中产阶级的消亡速度。中国实际的中产阶级总规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减少（袁剑《奇迹的黄昏》）。

这些现实似乎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中产阶级并非决定于经济的稳定增长，而决定于经济的增长方式和分配模式，说的更直白一点——取决于决定分配模式的政治结构。借此，我们似乎可以回答“中国为何没有中产阶级”，或者只是就此问题理出思路。

以服务业为代表的第三产业是中产阶级的“批量制造商”，所以人们在描述西方资产阶级的兴起时，通常会说，这是“产业软化”的过程，但是在今日中国的产业结构中，我们却惊讶的发现，我们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硬化”，以至于我们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美誉”，这更多的是以压低人力成本（工资）的自杀方式，在国际贸易产业链最底层获取最微薄的利润，但是却不得不如此，因为我们有理由怀疑，中国已经被锁定在国际贸易产业链的最底层；同时，“GDP主义”又让我们在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死路上越走越远、欲罢不能，这样的结果就是——“三驾马车”中，“投资”一枝独秀，“出口”勉强支撑，但是前两者却彻底扼杀了“消费”——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不到35%，而在美国这个数字为50%。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显示，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70%以上。而我国改革开放后，在55%～65%的区间波动。从2001年至今，消费率一直处在60%以下——这样的产业结构和经济增长模式和收入分配方式，直接限制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和“消费”马车的启动，但令人无奈的是，今天中国的产业结构和分配模式确实不容易改变，因为目前的方式符合我国的“国情”。

在我们谈论“中产阶级”的形成时，有必要考察欧美中产阶级是怎样形成的，这就不得不谈到从“泰勒制”到“福特制”的转型。

泰勒制是20世纪初美国工程师F.W.泰勒在传统管理基础上首创的一种新的企业管理制度，其目的是为了增加企业的利润或实现利润最大化的目标，其特征则是低薪劳动和血汗工厂，它在为企业创造了大量的资本同时，也制造了一个庞大的“赤贫”阶层。而福特制则把更多的利润返还给工薪一族，由此创造了具有消费能力和消费欲望的新阶层，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的转型。这样的分配模式的转型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它不仅是企业经营者的智慧使然，更是工薪阶层积极要求自身权利的结果，这需要独立的工会组织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在目前的中国显然也是现实的。

中国没有中产阶级，在目前的产业结构和分配模式下，如果不转变，中国也不会产生稳定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也许只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期待的海市蜃楼。当学者和媒体去谈论它时，更多的只是停留在西方印象和一厢情愿中，缺乏中国的现实基础。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不需要中产阶级，真正的中产阶级确实是社会的稳定剂——这恰是今日中国最需要的——但是，对于中产阶级的需要不能只停留在自欺欺人的“宣传”里，而是应该切实改变以权力为核心的收入分配模式，和以GDP为唯一目的的经济增长方式，在法律和制度上更加切实的保护每个人的合法财产，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的“中产阶级”造的出来，又保持的下去。